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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民工、下崗工人的階級關系

作者:陸興華
出處:論文網
時間:2003-11-06
一、論知識分子對民工、下崗工人這樣的弱勢群體的同情和關懷
民工及農民問題的最終解決,應該是斗爭、立法再斗爭來進行的事,知識分子的同情和關懷,并不直接解決這一人民內部的壓迫和剝削問題,如不加入他們的抗爭,則是作秀和虛偽。在市場經濟里,資本與工資勞動之間的不間斷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弱勢群體權益的被漠視,將是常態,我們知識分子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和關懷如果要有效和徹底,必須走到取消一切剝削和壓迫,生產資料和手段公有化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現成的人類解放立場,至少是應堅持全人類自由平等的這一世界社會主義目標。但在目前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的各種反資本主義體系運動,比如說由無產階級政黨代理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各民族解放運動中,這一解決一再被證明不現實,嘴硬頂不過現實硬,硬著頭皮去干也不是馬克思當初所鼓勵。
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之后的馬克思在勸導我們,無產階級為他們自己和全人類進行的革命,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發展中象加速度那樣存在著的導致危機和斷裂的革命可能性的順水推舟,資本主義照其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自己就會發展到崩盤,無產階級革命冒進不來,也用不著多此一舉。明知苦難從哪兒來,卻苦于沒法下手,要先服從于‘社會發展規律’和‘歷史發展規律’(斯大林發明了這種說法),知識分子的這種同情和關懷這就總顯得有點象止痛藥和按摩。誰說不是呢,巴黎公社之后的馬克思最痛切地知道了這一點。正是在這要命的一點上,馬克思覺得徹底不起來,他真的是無奈地說過:我自己并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首先是個知識分子?有機于主導性生產關系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是后來的國際共運史上的各政黨內的先進知識分子們烹調出來的,而且實際上在實踐中也幾乎從沒有人將它當真堅持。總之,我們知識分子的同情和關懷是一回事,如何徹底解除各勞動階級的苦難又是另一回事。
要么不同情不關懷,要同情、關懷得有效,就必須號召各種無產階級去完成生產資料和手段公有化,但后者既然操作上無可能,會碰壁,必須通過資本主義的高速發展導致生產關系的徹底轉變之后,才能自然實現,所以知識分子的同情和關懷只能是半當中的,是氣起來又沒辦法的,是一個言事行為,一個姿態,一個半心半意的行動,不是一個已有固定議程、可嚴肅搞定的執事行為。這最后使知識分子如何去同情、去關懷民工及下崗工人的苦難這一點本身成了大問題。作為一個首先必須反思自己的社會、歷史處境,深刻認識自己的話語和歷史觀的合法性上的局限的階級,知識分子能否有資格來進行這種同情和關心,這本身也成了問題,如果他們自己都不能意識到這一局限,那本來也就不配被稱作知識分子。
索雷爾和葛蘭西向我們指出了資產階級在經濟上主導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又通過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會吶喊的有機知識分子,在文化上來主導無產階級的這一雙重霸權。在自己的話語也動不動會失身為資本主義發展所需要的有機意識形態的情況下,知識分子甚至都必須反思和批判自己的這種同情和關懷本身了。另一方面,總有一些別有用心的知識分子以同情弱勢群體來獲得自己的道德資本,不經合法性論證地來代理勞動階級們的話語權,這又是我們先得提防的。
‘革命的’、‘進步的’知識分子其實從來不相信無產階級、勞動階級(勞動階級是個經濟上的階級,無產階級是個政治主體,無產階級群眾指的是被資本力量‘無產階級化’的大眾,《帝國》一書用斯賓諾莎的multido來指這種被全球資本剝光的主體集合,華勒斯坦的‘半無產階級’是指民工這樣的被資本力量搞得流離失所,但仍有個家、一小塊地來補貼其最低工資,為國家資本和其余的總是與國家勾結的資本掙出更多剩余價值的中國農民們? )的自發和覺悟,總是象傳銷一樣地下基層去啟發、發動群眾,這是共運史上的一個傳統,起自特洛斯基的‘引導’論。從發動、引導到領導,革命運動中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最后就不光凌駕到了革命群眾頭上,甚至凌駕到了馬克思主義頭上,要硬做了:馬克思在1871年前一直都自信于工業無產階級的統計數字上的不斷壯大,等著其比例大到可以到直接通過公投或議會選舉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最終將生產手段國家化。資產主義是自己的滅亡的推進器,越發達,無產階級革命越瓜熟蒂落,馬克思象小學老師一樣列出了本班的最有希望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重點培養對象:英國、法國、德國的無產階級……(后來俄國革命勝利了,勝利者們覺得自己是冒進了一步,還在等著德國工人們的社會主義革命,以為那更瓜熟蒂落,一等就是五年……)〖《法蘭西的階級斗爭》,英文《馬恩選集》,紐約,1978,45-145頁;恩格斯到1880年還在用他強加給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來預測無產階級革命的收獲季節〖《社會主義:科學的和烏托邦的》,紐約,1959年,88-9頁〗:The class struggle between proletariat and bourgeoisie came to the fro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most advanced countries in Europe, in propor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of modern industry, on the other, of the newly acquired political supremacy of the bourgeoisie…From this time forward socialism was no longer an accidental discovery of this or that ingenious brain, but the necessary outcome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two historically developed classes-the proletariat and the bourgeoisie.〗。不幸的是,后來的發展讓我們看到,一,技術上的不斷進步并沒有增加產業工人的數量和精神思想檔次(你想想如果我說修電腦的產業無產階級一定比郊區種菜的半無產階級有更高的思想覺悟,你一定認為我是瘋了,但馬克思就對他身后的無產階級們寄過這樣的希望。巴利巴分析過馬克思的這種生物人類學加技術人類學的局限,認為我們今天必須毫不留情地擯棄馬克思的這種傾向。〖《馬克思主義哲學》,Chris Turner英譯,1995年,28頁〗),但你看我們今天的高科技社會里的無產階級或勞動階級和他們的工會們,看看這些不亦樂乎的代表人類前途和進步的也要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消費者們!二,無產階級或它的政黨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和今天的英國工黨!)一樣,一旦如馬克思預料的那樣通過其人數優勢當選,勞動階級們要的也決不會是社會主義,而是福利社會--等到浮動在世界資本主義中心依賴對邊緣的長期剝削得來的高額利潤的福利社會一旦撐不住,不知道他們又會要哪種經濟安排,但決不會要社會主義!看看今天歐洲的無工作可找的新無產階級們對第三世界的低工資無產階級們的憎恨,和對其民族國家執政政府的嬰兒般的依賴,馬克思見到,不知會作何想!
精英的革命知識分子于是發現,革命必須硬搞,無產階級決不會自己挑共產主義來搞(社會主義是革命知識分子們后來發現共產主義硬搞不來,就找出借口說先用社會主義過渡一下而憑空拋出。無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的奮斗簡歷,一覽之后實在讓人掃興)。所以就出現了特洛斯基這樣的啟發無產階級革命覺悟的理論知識分子,和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這樣的發動革命或暴動的行動知識分子。革命可以不理睬馬、恩的研究結果地硬搞了(俄共是從沙皇的三年戰爭后的失心、失權里輕松揀了執政權力,葛蘭西說俄國無產階級是一步走到了馬克思主義之前,屬于被革命知識分子教導得熟讀了游泳教科書,一看有革命機會,就往水里跳了,是‘對《資本論》的革命。〖《讀本》,D. Forgacs編,1999年,32-36頁〗中國革命、南斯拉夫革命等等是真的從游擊戰、內戰里來奪權的,馬克思見了會目瞪口呆),列寧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提出了‘具體情況中的具體實踐’這樣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俄國版。也有了毛澤東(他卻稱別的馬克思主義活學活用者為修正主義)的‘考慮矛盾的全部復雜性’、‘一分為二’、‘二分為一’的‘辯證“法”’、‘集中解決主要矛盾’這樣的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有問題、不切合中國實際不要緊,我們有革命知識分子這樣的巧手裁縫為其圓場,抹邊;革命搞砸了,成了無產階級自己搞自己了不要緊,有我們偉大的無產階級政黨給撐著,無產階級的進步知識分子如陳伯達胡喬木們能為其在任何地步上都作出彌縫的解釋,給出無盡的借口。難怪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本身也需是很雄辯的知識分子,他們象拉康所說的neurotic者,為了不說‘為什么搞革命奪權不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或‘不用馬克思主義也可搞革命奪到權’或‘不用馬克思主義,光將馬克思主義掛嘴上奪權起來反而更方便’這一點,為了掩蓋這一個公開的秘密,而必須挖空心思說出、掩飾那么多,說出了一切,將一切說到完全沒有漏洞,其解釋和辯護之完美剛好更能夠用來說明其無法用馬克思主義去搞好革命、馬克思主義擋了他們革命的道這一禁忌之深。
我這樣十分外行地來描述馬克思主義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期望之失落,和革命知識分子的不顧這種失落,硬著頭皮去搞他們所理解的無產階級革命,搞壞了還要嘴硬的這段歷史,無非是想說:我們今天的知識分子對各種新無產階級的地位和苦難的同情和關懷,也是落在這一歷史敘述框架內的,是這一份失敗的簡歷的一部分。無產階級們如稍有一點歷史意識,見了我們一定會煩,即使他們好說話,不來先跟我們清算舊賬的話。我們對他們的同情和關懷首先是內疚和罪感,既有洗刷的欲望在,也帶著某些病理--做不了的事我們更想去做:我們知識分子在今天面對各種資本力量對無產階級和勞動階級的不斷分化,面對國家權力越來越成為各種資本力量的工具,用各種政策和法規去降低勞動力商品的價格,原始地、殘酷地掠奪農村勞動力儲備或剩余勞動力,造成各種新的社會苦難時,其實也仍無能為力,對無產階級里的貧困化大眾的層出不窮的苦難的同情和關懷,也正從一個側面表現出了這種無能為力。
大家會說了,這種儒士對民生的關懷,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歷史傳統,本身就是十分可貴的。是的,我們不應該懷疑知識分子道德感里的這種美好成份。我們在提防的是他們的話語位置里以這種同情和關心為借口而得到的不用進一步辯護的話語優勢,用關心弱勢群體這樣的名頭來標榜他們的思想和知識產品,我們的簡歷上寫著我們已做過很多這樣吃不了兜不了走的事了,我們不應該輕易相信我們這一次一定就能做好了。比如某些中國新左從一開始就打弱勢群體這張牌,來為他們的文化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國家民粹主義辯護,一點不掩飾他們對Masse, multitudo 們的父權、專制式的關照,重復的是早期中國革命知識分子一開始去關心和啟發,最后就將那些覺悟了的革命群眾扔給政黨和國家的官僚統治,只想通過無產階級來專他們自己的政,根本不將后者的階級處境當一回事的老套。他們愛打這張牌其實也無所謂,但我們必須警惕的是,這種策略如再去重復歷史悲劇,又走到知識分子啟發無產階級革命覺悟,手把手教會他們搞革命之類的老路上去,并將牌打到國家權力的玩家手里,我們知識分子將真是些該天殺的了。
很可惡的是,中國的某些新左用文化民族主義和國家民族主義來煽動貧困的大眾,用民族主義來掩蓋真實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用一種民族主義和國家愛國主義的自豪感,來替代社會主義建設里的挫折感。在目前的國家體系里和世界政治‘陣營’里,他們對革命和革命群眾的情緒和情感上的利用,類似納粹對其人民的政治和心理上的控制。他們用一些半宗教的民族主義版本,用愛國主義這樣的國家宗教(索雷爾堅持:無產階級必須自始至終將反愛國主義當作自己的社會主義策略〖《對暴力的反思》,巴黎,1946年,281頁〗)來掩蓋和替代國際、國內的真實的階級關系和階級斗爭,引誘人民在民族和階級,民族主義和作為階級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和野蠻主義之間作虛假的選擇。可惡的是,這甚至都不是中國新左的某些人的創意,而是在重復歷史上中國革命知識分子們的類似策略。巴利巴在《群眾、階級和觀念》和《政治和其它場景》里對當代社會主義國家內的種種民族主義還魂的原因,和第三世界國家如何利用人民身上的健康的民族主義情懷有很好的闡釋,我試將另文介紹。
最重要的是,我們今天(不能再拖了!)必須認識到,知識分子(革命的或進步的或自由主義的或文化再生產的)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從來都是一個政治上的‘問題主體’,知識分子從來也都與無產階級之間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革命的、進步的知識分子通過‘無產階級政黨’這個政治行動裝置的中介來與無產階級會合的這一企圖,是一個飄飄欲仙的計劃,從來沒有在任何歷史階段上實現過,看來也將永遠不會有成功實現的一天。索雷爾和葛蘭西向我們指出,知識分子是被資本主義利用的文化工具(葛蘭西更是驚人地指出,有產者和當權者自己往往就是知識分子!〖《讀本》,同上,301頁〗),前者所樂道的那種‘先天下憂’、‘關心民間疾苦’但同時也與主導階級打得火熱的那種所謂的‘有機性’,使它成為各種有機意識形態的生產者。華勒斯坦也說過〖《歷史性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文明》,同上,83, 88頁〗:知識分子的普遍主義話語‘served to direct the activities of the bourgeoisie of other states and various middle strata world-wide into channels that would maximize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interstate system,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his required the creation of a world bourgeois cultural framework that could be grafted onto ‘national’ variations. This wa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term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in the realm of political idea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即使某些新左知識分子選定的文化民族主義也決不能抵擋住資本積累的壓力,因為,首先, ‘the unit chosen as the vehicle to contain the culture tended to be the state that was a member of the interstate system…the assertion of a state-encased national culture inevitably involved as much supression of continuities as reassertiion of them. In all cases, it reinforced the state structures, and thus the interstate system,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as a world-system…….其次,……cultural nationalism like ‘socialist culture’ has often been a major stalwart of the universal ideology of the modern world, purveying it to the world’s work-forces in ways they found more platable. In this sense, the anti-systemic movements have often served as the cultural intermediaries of the powerful to the weak, vitiating rather than crystalizing their deep-rooted sources of resistance.’知識分子愛打的那張文化民族主義的牌,也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最喜歡的玩的〖《地緣政治和地緣文化》,194頁〗,但是:文化抵抗 可成為抵抗的一部分,但我們一這樣做,就不得不用主導者定下的標準來證明我們所倡導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價值的有效性,去向那些文明者看齊,給西方中心論喝了彩。‘If we deliberately assert (or reassert) particular cultural values that have been neglected or disparaged in order to protest against the imposition of the cultural values of the strong upon the weaker, we are, to be sure, strengthening the weaker in their political struggles, within a given state, within the world-system as a whole. But we are then pressed to prove the validity of our asserted values in terms of criteria laid down by the powerful…The planners of cultural resistance, in planning the assertion of some particular culture, are in effect (re) legitimating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values.’
知識分子是一只替主導階級的主導意識形態著想而為無產階級的經濟和文化生活生產著蛛網的蜘蛛,自己卻也是纏在其中的!他們是精神和知識的祭司,是有產階級們的‘有趣的乞丐或干練的雜耍’(des mendiants interéssantes ou des acrobates adroites)〖索雷爾,《對暴 力的反思》,同上,288頁〗,卻常要在無產階級面前去裝清高!‘無產階級’們不光喘息在資本的網羅和高壓下,也被麻醉、縛纏于知識分子們提供的文化產品、小資趣味和五花八門的進步思想和世界觀上。可以想象一個剛進城的民工的遭遇:他們既被擺弄于資本力量之間,又被戲弄在知識分子幫助和支撐著的城市小資、小中產階級或工人階級的文化裝置之間;他不光屬于低一個等級的工資勞動力,而且也屬于另一個種姓!絕緣于主導文化之外!而他據說也生活在革命知識分子幫他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也算是革命階級!有知識分子來同情和關懷他們的處境!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國家資本、外國資本和私人資本的統治下,我們知識分子的話語從來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客觀上同時提供著現實辯護和烏托邦計劃,如果我們不從自我批判開始去批判這些現實、批判我們自己的批判的話。這種批判是不進則退,停止就是繳械。知識分子這種待價而估的還未劃定的階級正成為各種資本力量、國家權力和政黨裝置的管家、代理和治療師。如果也還有憂國憂民之心、救無產階級大眾于水火的心,知識分子清洗自己的良心都會來不及,其越出自己的階級去為弱勢群體的呼喊,必須以這種反思和清洗為前提。
二、中國當代無產階級或各種新勞動階級的新的壓迫和新的苦難之最終境域:從華勒斯坦所說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世界民族-國家間體系的角度來看
中國城市‘下崗工人’的出現,終于使原有的農民、民工問題背后的主因更清晰了:一方面是‘發展’對大量民工的需求,一方面是城市下崗工人的大量閼積和拋出,是誰在分化中國當代無產階級,人為制造越來越多的階級差異和階級沖突?這么做是為了誰的利益?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未為80%以上的農村人口負擔福利,甚至都要阻止農村勞動力商品獲得正常的市場價格,可是另一方面卻又必須保護極少部分勞動者的既得利益,補貼其工資市價和福利,這國家已到了誰的手里了?我們當然也知道這里有‘歷史’的原因,相信國家對這個龐大的農村人口的利益的長期忽視,和今天對其勞動力儲備露天礦式的開采,決不是別有所圖。但其所造成的苦難現實,我們知識分子在去同情的關懷時,是再也不能掩飾和自欺了。我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考驗著我們對當前的幾乎所有改革政策的討論的真誠和合法。這一態度也考驗著我們的現實關懷之切題與否、道德與否。
民工與下崗工人成為社會兩極,資本力量通過國家這個裝置來幫助各資本力量制造工資落差,奪到謀利空檔,其實又一次證明了我們這個社會主義下的無產階級國家在搞的其實從來都是某種形式的‘歷史性資本主義’,1978年之前和之后,只是個版本撤換的問題,哪怕是在我們最社會主義的那刻兒。中國的莫須有的社會主義幾乎證明了任何社會主義在過去、在今天,從來都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或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一部分,證明了哪怕在各社會主義國家宣布脫出西方資本主義市場體系,象毛澤東那樣堅持要自立更生,走封閉式市場道路之時,各種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之下的運行軟件仍然是資本主義,鄧小平們、包玉們和金庸們比我們更明白這個道理,更看透這一點。〖可參看華勒斯坦《社會主義策略:重商策略與革命目標》,見《世界-經濟之政治》,1984年,86-96頁〗
無產階級國家從來沒有脫出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從來都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的肥利的邊緣,即使象中國1949年后這樣有意脫開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實質上也是在為世界資本主義市場準備新的落差、廉價勞動力儲備和消費品市場,更何況,在那些年,中國的與西方進出口,經香港這樣的中間碼頭,從來沒一天停止過。〖華勒斯坦《脫思社會科學》,1991年,151-69頁〗巴利巴:…所有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框架中形成的社會階級、所有的地位群體都受置于其‘商品化’和‘國家體系’的影響,〖《種》,同上,4頁〗‘…the only social formation in the true sense in the world today is the world-economy itself, because it is the largest unit and a system of states within which historical processes become interdependent. In other words, the world-economy would not only be an economic unit and a system of states, but also a social unit. In consequence the dialectic of its development would itself be a global dialectic or at least one characterized by the primacy of global constraints over local relations of force.〖同上,6頁〗, ’這使人感到,農民問題、民工問題和城市下崗工人的問題不光與無產階級國家的國家資本積累相關,也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矛盾性拓展有關:既要壓低最基本工資,高速、連續地積累,但又想擴大內需,不斷用新市場來揩擦老問題,用新問題來使我們遺忘老問題,國家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都有這樣難言的苦衷,它們一拍即合。
所以,對民工、下崗工人問題的分析必須放進同時放進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指導理論馬克思主義的框架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核心和邊緣之間的落差之中來考慮。在中國語境下,我們甚至可以用官方的馬克思主義版本去分析為什么民工和下崗工人之間的階級差異問題是一個無產階級、人民內部的壓迫的反映。我們知識分子對民工和下崗工人的同時關心,是因為我們先天地、至少是在理論上將無產階級國家看作了一個正義的力量,而從來不敢去想它從來沒有脫出過各種資本力量的玩弄和操縱過,我們現在看到的各種新的階級差異和新的階級苦難,都是各種資本力量通過它來造成新的廉價勞動力商品和儲備所造成。我們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這樣一個分析框架下可看出為什么民工和下崗工人的問題,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折射、轉換到無產階級國家的剝削和壓迫的問題。
世界-經濟總是已經等級化地被組織成中心和邊緣的,各自都有其不同的積累和對勞動力的剝削的方式,在中心和邊緣之間總是已經設立下不平等的交換和主導關系。另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們總是不斷地要將農民置入新的經濟中,滲透農村,使它最終成為一個制造品市場和勞動力儲備倉庫。〖巴利巴,《種》,同上,89-90頁〗而且它不是象我們想象的那樣快速完成這種轉變,而是慢慢利用各種天然落差,分層分級地來一路獲利。民工問題所以將是一個會拖得很久、變相地不斷存在的問題。
在人民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下,社會主義的國家資本的積累,也總是在尋找新的剝削對象,總是以各種方式逼低最低工資值。國家資本在分化‘無產階級’或勞動階級,在它之內制造新的階級差異和勞動力價格落差。在八十年代以前,是城鄉之間的經濟邊界和勞動力落差成為國家資本照領導人的腦筋急轉彎來積累和浪費的方便閘口,從來沒有一個封建君王或資產階級政府的財政部長可以象那時的人民政府那么隨意地玩各種剪刀差,詩意地玩弄和浪擲國家資本積累。九十年代起,民工問題和城市‘下崗工人’同時出現,社會主義的國家資本進一步分化中國的‘無產階級’,有時是為加劇有時是為了轉移矛盾,用新的分化來轉移歷史矛盾,到了不用掩飾的地步。它通過在無產階級內的各利益群體內制造矛盾和斗爭,來轉移中國‘無產階級’整體與國家資本之間的日益尖銳的矛盾。到今天,農民、民工與下崗工人與國家資本和其它資本之間的沖突終于圖窮匕首現。從長距離看,民工問題,也屬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心對邊緣的剝削的一部分,用華勒斯坦的話來說,是一種‘peripheral super-exploitation’,是對民工這種 ‘part-time wage labor’的高度剝削,是世界資本主義依賴民族內和超民族空間內的政治斗爭來獲利,incorporating new low-cost labor which would in effect compensate for the increase in real wages elsewhere and thereby keep down the global average的一個顯例。〖《脫思社會科學》,同上,111頁;《種族、民族 、階級》,同上,11頁〗只不過,在這里,一個民族國家的人口政策、經濟政策不經意地成了這一世界資本主義對中國邊遠落后的農村勞動力的長距離剝削鏈的一部分,這是中國特色。
這樣看去,無產階級國家對于新生勞動階級的苦難也決不是無辜的了。各種資本力量總是通過國家來實現其最大利益,無產階級國家也總是在各種資本力量的手里的最重要的一張牌;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國家也總是選擇性地、帶著歷史偏見地干預經濟生活,通過不斷制造新的階級差異來搪塞自己的政策的合法性,但玩來玩去,更暴露其政策合法性的缺無,民工和城市下崗工人的同時存在,是這種合法性玩弄的可笑見證:如果我們的無產階級國家里真有勞動力市場(!)存在,而既然城市需要那么多的民工,那么就根本不應有城市下崗工人的存在。是誰在控制的玩弄民工和城市下崗工人之間的工資差異、搞民工和下崗工人之間的勞動力價格雙規制,社會待遇區分和文化身份隔離?這種國家政策下不斷出現的新的階級差異,除了對不知道屬于誰的國家資本積累有好處,還對誰有好處?而且不也就造成了表面上的民工與城市工人之間的緊張和對立,這是無產階級國家該干的事?
在這樣一層層的錯綜下,我真不知道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如何才能來公正地同時來同情和關心民工和下崗工人這一對立項。真希望大家多來寫寫這個問題。
中國知識分子對民工、下崗工人的同情和關懷的不著邊,哪壺不開提哪壺,是因為我們其實很容易漠然于各種新勞動階級總是已經身處的社會關系。客觀上,我們知識分子照我們自己的階級立場和階級趣味選中的心目中的無產階級啟蒙和人類最終解放計劃,對于苦難中的無產階級又成為一種曼海姆所說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因為我們總認為自己的社會位置能比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更容易看到歷史中的真理,認為能‘獨立于被歷史地、社會地決定的意義集合地去發現真理’,認為我們能從‘一個不定位的、相對來說是無階級的階層的地位’上來向民眾提供‘各種超越情境的觀念’。〖《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紐約,1936年,74, 155,194頁〗這種僭妄被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聽得神乎其神,要來大加利用。國際共運史于是成為革命知識分子的理論、觀念漫游史詩。每一場偉大的革命運動之后不久,我們就能看到,革命知識分子的普世主義解放話語,我們所 發動的各種反資本主義體系運動(anti-systemic movements),也總是逃脫不了現代資本主義用以生存、用以粉飾自己的啟蒙意識形態和普世主義意識形態的收編,我們總是不小心用了統治階級的現實辯護的觀念〖華勒斯坦《歷史性資本主義以及資本主義文明》,1999年,86頁〗。我們在策略上用的也總是國族社會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的老套。比如,中國知識分子新左中的那些國家民族主義者和文化民族主義者們想重復的‘共產主義等于蘇維埃(社會主義?)加電氣化’、‘社會主義在一國首先取得勝利’、中國的獨立富強神話,但說到底,他們所說的這些富強、趕超也從來都是全球資本從不間斷的積累和商品化的一部分,是在潛在地為資本主義-經濟降低成本和提高消費品價格、創造更多剩余價值。他們使用著Window2003來反抗微軟的技術統治。
如果我們把自己當作馬克思的認真的讀者,則我們必須清醒地承認,中國的民工和下崗工人問題,其主因是國家權力在阻止新勞動階級的商品化,是現行的或歷史的國家政策在控制和壟斷勞動力價格。如果我算得上是一個理論馬克思主義者,在并不了解政治經濟學的情況下,我對中國的民工和下崗工人問題必須取這樣一種馬克思主義立場:讓民工和下崗工人真正進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里的無產階級化過程中,也就是與大多數好心腸的知識分子的看法相反,去呼喊:使農民的勞動力徹底商品化,使他們知道自己的勞動力的真實價格,去上市交換;也讓他們知道他們的勞動力在國際市場(盡管也已是一個被overdetermined的、有中心和邊緣的市場)上的價格(盡管我也知道,讓民工獲得正常的勞動力價格,也幫助了資本主義解決其內在矛盾--它總想要最大的剩余價值,但總也割肉似地想著讓勞動階級多幾分錢來擴大它的內需!),讓他們自己知道社會主義的國家資本和國家經濟從他們身上取走的剩余價值;讓他們知道跨國資本、國家資本和各種私營資本分別從他們身上取走的剩余價值比例;也讓他們知道他們與別國無產階級的勞動力價格上的落差,與他們的利益沖突;最終也必須讓民工和下崗工人知道他們之間的真實的階級差異和利益沖突。反正,這些問題在未來都是不可回避的,我們還是趁早挑明的好。
我們知識分子如要同情和關心他們的處境,首先就是要來揭露國家與市場的勾結,使無產階級成為資本主義式社會主義(capitalist socialism)生產關系下的貨幣與法律關系下的有清醒的自我意識的獨立主體,意識到自己的真實歷史身份,成為改變自己所處的生產關系結構的自我解放者。中國的某些新左對民工和下崗工人的苦難的道德和人道按摩非但問不對題(或者說正因為其問不對題),而且實際上成了國家和各種資本力量對其勞動力商品的控制手段的一部分。我們必須另尋策略。
用華勒斯坦的話來說,我們應該這樣啟發民工和城市下崗工人們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里的各種資本力量作斗爭:從本地出發,來從政治上攻擊全球利潤落差最大的敏感部位(如中國的外資或跨中企業),使國內外貪婪的謀利者們自己之間去鬧翻,幫助新勞動階級通過各種策略、組織和運動,努力去奪得謀利者為了鞏固那個長距離剝削鏈、保持現存的不合理生產關系而分給他們的代理、干部、買辦們的那一部分剩余價值。而謀利者被迫吐出本來要分給爪牙們的一部分剩余價值,將是自殺性的,因為不喂飽的‘打手們’是不肯來出手的,而沒有這批打手(說穿了也就 是整個為市場與國家串通服務的廣泛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裝置及其所有‘螺絲釘’)來保護資本家,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就沒有一個可靠的自救法子(For it will force the greedy to fall out among themselves, and to try to eat into the portion of the surplus they apportion to their agents and intermediaries. But that of course would be collectively suicidal, since an underfed ‘army’ tends to refuse to fight, and without an ‘army’ to protect the capitalists ( that is, an extensiv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apparatus),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has no secure way to survive. )。〖《脫思社會科學》,同上, 123-4頁〗
我們為民工的權益和呼喊,終極目標是為達到一種‘平等的社會主義世界秩序’〖同上,168頁〗。我們的斗爭是象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消除一切經濟壟斷和文化主導,使資本主義實現其本性,使市場實現其本性,將我們為人類自由的斗爭導向人類的平等化,消除一切象民工和下崗工人那樣的低人和非人主體,實現一種‘世界社會主義’。〖同上,206頁〗為民工吶喊就是為了還給他們曾被許諾的社會主義公民待遇,這是一種決絕的斗爭,是與國家資本、私人資本、跨國資本,與市場與國家的勾結的殊死斗爭。一點待遇的改善,趙本山式黃宏式的日子一天天好起來式的話語麻醉,不是我們的爭取目標。我們的目標是將平等的社會主義實現到民工們身上,從讓民工和城市下崗工人享受到同一種社會主義權利開始,最終使中國的勞動階級真正自豪于自己身上的那種‘有機自然’,去存在并創造!
三、阻撓知識分子對民工和下崗工人問題的認識的幾大障礙: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延伸(社會主義式國家-資本主義下的階級分化)、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歷史上的持久搭接與極化、由階級政治到身份政治的困難轉換、掩蓋在民工問題級背后的中國未來的階級、腦體、男女、城鄉歧視、民族主義、種族主義隱憂
A. 使我們身上總是已經存在的馬克思主義及其階級理論有個交待和托付
巴利巴這個馬克思理論的精讀派和華勒斯坦這個將馬克思理論、社會主義國家也看作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有機部分的作者,最近逼入了我的視界。在閱讀中我發現,他們兩人可能是幫助我們中國知識分子消除國際共運和社會主義運動中制造的大量馬克思主義偏見和幻影,重新零度地閱讀馬克思,用我們在自己時代里所理解到的馬克思主義,來分析我們時代新出現的各種新的階級差異、階級苦難和階級斗爭的很好的路徑(阿爾都塞教導我們去做的,也就是這一點:馬克思有時給我們提供了答案,但問題還得由我們來提,我們必須在當代‘為馬克思’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認識論上’的決裂,作為一種科學發現,本身是在一些什么樣的條件下形成的;如何 使我們避開革命政黨和革命知識分子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帶著我們自己時代的問題去遭遇作為科學和發現的馬克思主義。《保衛馬克思》因此也許本應譯為《為馬克思》、《成全馬克思》?〖《閱讀<資本論>》,Ben Brewster英譯,1970年,46頁〗)。他們兩人本來是道不同、不相謀的二十世紀兩大普遍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學年鑒派的傳人,是我們時代的各種新問題使他們走到了一起。他們合寫的《種族、民族、階級-論各種曖昧的身份》,是這兩大普遍主義關懷的當代匯合的反映,很值得關心民工這樣的階級身份分析的中國讀者關注。
在進入他們的理論對于中國的民工這樣的當代階級分化問題的闡釋之前,有必要先來談他們兩人對他們自己身上,和150年的‘馬克思主義實踐’中的馬克思主義的清理,從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清理來看看我們中國知識分子應如何清理自己身上總是已經以某種樣式存在的種種馬克思主義,在必然會成為某種馬克思主義者的這種現實下,去思考自己想成為怎樣的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何將現實關心得馬克思主義。因為這總是件不容易的事:將馬克思主義當作從各種意識形態中脫穎而出的一種關于意識形態的科學,但同時從來都意識到馬克思主義也是以意識形態作為存在方式的,甚至如華勒斯坦所說它本身也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意識形態(沒有它,資本主義也不會有今天);而也正是馬克思主義告訴了我們:我們用來批判各種知識和話語的各種馬克思主義,也是時刻需要我們去批判的,我們總是象騎手射著活動靶的。
這兩個作者在當代很不客氣地將馬克思重新讀成一個‘作者’,一個問題重重、有時是隱含著危險的偉大作者。華勒斯坦:‘…no thinker , however insightful, can ever state things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are correct 100 years later. The very evolution of the 100 years creates additional empirical reality which means that the previous theoretical abstractions must be modified.…Marx would have writte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differently in 1948 than in 1848, and Capital differently in 1959 than in 1859. We must do the same.’〖《脫思社會科學》,同上,151-2頁〗我們沒法不要馬克思主義,但我們必須重創馬克思主義。巴利巴:馬克思拒絕將自己看作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今天也能看穿恩格斯想把馬克思主義搞成一個體系的手腳,但我們可以通過我們的精讀,使馬克思成為第一個也是最偉大的‘后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上,122頁〗馬克思不是學院派、不是專業思想家、也不是社會活動家或革命活動家。他也只是象我們一樣出于自己的良知安慰的需要,而對受壓迫、受剝削者的苦難作出了描述,為改變他們的命運而吶喊的一個書生,他也為必須如何吶喊這一點而苦惱。他的與布朗基們、杜林們、拉薩爾們、克魯泡特金們的斗爭,并不證明他的立場的唯一正確,而是表明了他對無產階級解放事業、人類的平等的社會主義未來的信念的堅定、執著,和對實現過程的屈折和迷離的當真和負責。馬克思在我們時代必然會成為一個后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中國的無產階級,未被他選擇、但仍苦苦求索而成為的他的傳人(《中國和歐洲的革命》〖《選集》,12卷,紐約,1979年,94頁〗中馬克思說過一段很讓中國無產階級喪氣、很是歐洲中心論的話:It would seem as though history had first to make this whole people(鴉片戰爭時的中國人民) drunk before it could rouse them out of their hereditary stupidity…It may seem a very strange and a very paradoxical assertion that the next uprising of the people in Europe, and their next movement for republican freedom and economy of government, may depend more probably on what is now passing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天朝)),也必須以他的精神將自己超度和重生到某種二十一世紀的馬克思主義里去。民工和下崗工人這樣的問題,正在強迫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在其自身發展的不同階段上的階級分析理論作出新的解釋,說得上流一點,我們說不定可以用中國的新的階級、新的剝削和壓迫問題,來對馬克思主義這種歐洲中心論式的人類解放籌劃重作構圖。
在當代重讀了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后,我們對民工問題的討論需從下面的問題開始:什么是無產階級?巴利巴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上,54-5頁〗作了一個對于我們認識中國新無產階級、民工問題很有啟發意義的討論:In reality, the concept of the proletariat is not so much that of a particular ‘class’, isolated from the whole of society, as of a non-class, the formation of which immediately precedes the dissolution of all classes and primes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For this reason, when speaking of it, Marx employs, for preference, the term ‘Masse’ which he turns round against the contemptuous use made of it by bourgeois intellectuals in his days. Just as the proletarian masses are fundamentally propertyless (eigentumslos),they are fundamentally ‘without illusions’(illusionslos) about reality, fundamentally external to the world of ideology, whose abstractions and ide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ocial relation ‘do not exist ’for them. The Manifesto will say the same thing, illustrating the idea with phrases which have since become fanous, but which today seems derisory, such as ‘the working men have no country.’ Similarly, they are free of the beliefs, hopes or hypocrisies of religion, morality and bourgeois law. For the same reason, they could not have ‘idologues’ proposing to instruct or guide them—‘organic intellectuals’, as Gramsci would later term them. (Marx certainly did not see himself as anything of the kind and this produced increasing difficulties when it came to conceptualizing the function of his own theory within revolutionary practice. Here again, Engels was to make the decisive step by bringing the expression ‘scientific socialism’ into general use. 我們必須象巴利巴那樣從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出發在當代形成自己的關于什么是當代新無產階級的一種‘理論’,來分析民工的階級地位問題,否則,一動口,就會落進現存意識形態的框架和腔 調里。民工問題使我們必須重新斟酌和敲定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理論的關系。
B. 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在歷史上的搭接和今天的新對抗
十九世紀,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三大思想主流,馬克思的從德國向法國、英國的流亡也象征著他與自由主義的交鋒的不斷尖銳化。今天的新左和新自由主義的對立,是這兩大思想遺產之間的爭鋒的后續。
華勒斯坦這樣來勘定十九世紀三大思想潮流對我們過去200年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統治和它們在今天的流向:They were all world-systemic ideologies. It was no accident that conservatism was the first to emerge institutionally. It is clear that the new recognition of the normality of change posed urgent dilemmas to those of a conservative bent. Edmund Burke and Joseph de Maistre saw this clearly and quickly…Liberalism is the natural ideology of normal change. But it needed to become an ideology only after conservatism had emerged. It was English Tories who first called their opponents ‘liberal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To be sure, the idea of the individual’s right to be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the state had a long history that predates this moment. The rise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brought in its train the advocate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John Locke is often considered the symbolic incarnation of this line of thought. But what emerged in the 19th century was liberalism as an ideology of consciously enacted reform, and this did not really existed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This is also why I believe the oft-cited difference between early 19th century ‘minimal state’ liberalism and late 19th century ‘social state’ liberalism misses the point. The exponents of both had the same conscious political agenda: legislative reform that would abet, channel, facilitate ‘normal change’.
Marxism then came along quite late as the third ideology of the 19th century world. Perhaps some would prefer to think of socialism as the third ideology. But over time the only variety of socialist thought that became truly distinguishable from liberalism as an ideology was in fact Marxism. What Marxism did, as an ideology, was to accept the basic premise of liberal ideology (the theory of progress) and add to it two crucial specifications. Progress was seen as something realised not continuously but discontinuously, that is, by revolution. And in the upward ascent to the good or perfect society the world had reached not its ultimate but its penultimate state. These two amendments were sufficient to produce an entirely different political agenda…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the three ideologies were all statements about how politically to deal with ‘normal change’. They probably exhausted the range of possibilities for plausible ideologies to be insitutionalized in the 19th century capitalist world-economy.〖《脫思社會科學》,同上,16-17頁〗實際上,在今 天可能也是如此,除了在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折騰外,我們還能找到哪些新的政治空間、新的論爭話語儲備?也許,從今以后,我們的社會科學的任務壓根就不在于為我們找到一種新的說得通的、可行的意識形態了?
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真有那么對立,那么互相反對得旗幟鮮明?華勒斯坦繼續寫道〖《脫》,同上,53頁〗:十九世紀的三大意識形態都把進步神話當真。They merely argued about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organizing myth (指那個進步神話)for political action. Liberals were those who celebrate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classes as the bearer of human freedom. They advocated extending the benefits of human progress to groups and countries which had to that point been left behind. Conservatives were those who deplored the decline of the aristocracy (a reality they would not accept) and argued that individualism was not freedom bit a license for rapacity. Freedom was to be found in the restoration of tradition and authority. Marxists too believed that the middle classes had risen and defeated the aristocracy. They argued with liberals that the bourgeoisie had been the bearer of human freedom but they also argued that bourgeois freedom was, as the conservatives said, license for rapacity. However, they added, through the inevitable dialectics of history at a higher state of progress, the proletariat would, in turn, overthrow the bourgeoisie as the bourgeoisie had overthrown the aristocracy.
馬克思總是因其親和性而將自由主義者斯密和李嘉圖當例外,而馬克思身上的經濟決定論很少自由主義者能及。總體來說是馬克思很開放地借用了自由主義中一切可用的遺產。在英國時期,在不說到人類最終解放問題時,馬克思實際上一直是在與自由主義聯手來反對保守主義的。我們今天可以好玩地看到,1948年以前的馬克思甚至是默認了無產階級在條件成熟、完成其革命前,可以先去幫助資產階級完成其自由民主革命,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馬克思默認,是無產階級進行(繼續)革命的跳板。華勒斯坦在對十九世紀歐洲社會科學的回顧時,就說到馬克思主義加自由主義就是整個歐洲社會科學三大件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的思想燃料。二十一世紀的社會科學,籠統講的大學文科研究看來有兩大任務,一,重新定位各反資本主義體系的運動的策略,二,重新定位社會科學的策略,我們總是脫不了過去二百年的社會科學經驗實踐的,說到底總仍需將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積極的有意義的對抗提 升到新的更高層面。〖《脫思社會科學》,同上,37頁〗
歷史上,馬克思主義是與它的主要對手自由主義的不間斷的論爭和斗爭中不斷改進的‘理論性實踐’。用今天的眼光看去,我們盡可以說,1890年-1990年間的革命政治哲學馬克思主義可能只是一種組織教條而已,并沒有給馬克思所討論的問題增加任何新東西。在現實中決沒有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沒有作為一種社會運動的世界觀的馬克思主義,也沒有一種作者叫做馬克思的學說或系統。〖巴利巴,《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上,2頁〗馬克思只是一個永遠在重新開始的哲學家,身后留下了許多未完成的草稿和研究計劃……〖同上,6頁〗馬克思就象為‘中國革命’苦尋找‘方向’的陳獨秀、瞿秋白、毛澤東在每一次‘大革命’失敗后都遭受實踐、精神、心理上的重大打擊,要重新找出繼續革命的理由一樣,在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也是深受打擊,體受到了熱情的幻滅。1848年革命使他看到了‘無產階級’面對政變和流血時的被動性。他對無產階級及其革命使命開始動搖。他放棄了‘永久革命’的觀念,放棄了用無產階級專政來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這一政治計劃。他從此都不敢再用‘無產階級’一詞,在《資本論》中,所有他會用無產階級一詞有地方,一概都是‘勞動階級’了。巴黎公社的失敗使馬克思很沮喪,看到了歷史總是在揀壞的方面走:不可預期的進程、其復辟之逆流、千萬人死于戰爭和沖突。他沮喪到了停止《資本論》的寫作,開始去學數學和俄語來求安慰的地步。阿爾都塞和巴利巴對馬克思的精讀,就是要我們去注意1848年、1871年在馬克思思想中落下的斷裂。馬克思也是象我們一樣的知識分子或者說讀書人,不是象斯大林和毛澤東那樣的一桿了走到黑的鐵血psychose。在馬克思主義者痛苦地徘徊著時,自由主義總在一旁誘惑著他,兩者之間總是只差一步:議會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你要什么借口就有什么借口,總是可以瀟灑地口頭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實踐上默認自由主義的圓到,好處和舒服同時得到。所以自由主義者也必須領情,沒有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就變成了好好主義、和事佬主義、諸葛亮戰勝了三個臭皮匠主義的沒勁,正是馬克思主義使它成了一種堂皇的主義。而在自由主義成為整體上下文的情況下,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一件很勇敢和悲壯的事,自由主義也因此成全了馬克思主義的氣節。
當馬克思從政治的首都巴黎流亡到經濟的首都倫敦,他的眼光也從推翻與公民社會的發展相矛盾的資產階級主導,轉到了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化模式中隱含的矛盾的解決上,從黑格爾的權利國家(Rechtstaat)對社會的霸權,到了斯密,尤其是李加圖的完全基于勞動 的量化的價值的解剖,和通過個人之間的交換而對市場進行自動調節的這一自由主義觀念上。馬克思主義也因此從一種革命理論,轉變為一種意識形態批判和物化分析。它留在二十世紀流向是:葛蘭西的有機知識分子所生產的有機意識形態這一觀念,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的國家裝置’、布迪厄的‘國家之貴族’、‘象征暴力’,法蘭克福學派、勒布夫、Guy Dbord, Agnes Heller的物化分析、日常生活現象學、商品的邏輯和價值象征理論,Maurice Godelier, Jean-Joseph Goux, 或Castoriadis, 波依雅的被金錢和法律之語言結構化的社會想象空間分析。〖巴利巴,《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上,78-9頁〗這是我們在當代看新左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的對抗所需的一個歷史地形圖。
C. 民工問題背后隱藏著中國未來的所有種種曖昧的身份問題,這種人民內部矛盾連接著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分工、男女分工、社會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對立、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的對立、中國還未有機會真正露臉的民族主義和種族 主義的各種面相
民工和下崗工人問題,根本上是一個勞動階級的分化、無產階級化中的進一步等級分層的問題。在中國,這是一個無產階級國家成為各種資本力量的工具,通過其各種計劃經濟時代的僵化政策,去進一步強化這種階級分化和差異的問題。民工問題是活著的當代人為一個已經死去的時代的政治繼續付出代價的問題。巴利巴:阿爾都塞使我相信,勞動階級的分化不是一個第二位的和剩余的現象,而是今天的各種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特征,它們決定著各種革命性轉變和社會變革所需要的日常組織的立場角度。毛主義者對真正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之后剩下的,我看是這樣一種眼光:‘社會主義的生產模式’在現實中構成了國家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傾向之間的不穩定的結合。馬克思主義的政黨重新在其社會主義國家里引入自由主義的二元論:國家與公民社會、政治與經濟、市場經濟與階級斗爭脫鉤,后者達到自治,并將過程中的所有問題,推諉成‘進步本身之矛盾’,進步成為其意識形態。這種強大的國家裝置和自治的個人經濟行為之間的幻想中的完美結合,成為我們時代的所謂‘市場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式社會主義(capitalist socialism)’,而這是馬克思曾那么反對的自由主義二元論。〖《種》,同上,2-3頁〗
統計上看,從來沒有超過一半的勞動階級被無產階級化。工資勞動者更多的總是仍處在半無產階級的家庭中。這種家庭除了工資收入外,總還在生產另外的真實收入:比如說生產家庭自我消費品,或在本地銷售的產品,或任何能降低最低工資水平的剩余價值的勞動。〖華勒斯坦,《歷史性資本主義及資本主義文明》,同上,27頁〗。中國的農民和民工是最典型的這種半無產階級。中國的民工現象幾乎可以說是中國的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家降低基本工資,降低成本,增加積累的一種手段。剝削民工不光是剝削民工本身,也順帶剝削和掠奪了民工的家庭,他們在城鎮拿到的最低工資里,已被扣除了同時對他們居住地的妻兒老小的未被國家化、體制化的勞動的剩余價值的篡奪!‘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and immediate ways for work forces to increase real income has been the further commodification of their own labour. …One of the major forces behind proletarianization has been the world’s work-forces themselves. They have understood, often better than their self-proclaimed intellectual spokesmen, how much greater the exploitation is in semi-proletarian than in more fully-proletarianized households. ’〖同上,37頁〗民工現象在中國決不是特殊的,它在我們的國民經濟里成了一種結構性的需要,也就是說,民工這種社會身份是我們的國家‘生產’出來的。民工這種社會身份的設定,是一種更大剝削的需要,是國家、資本和資本投資者的需要,將被不斷維持。象戶口,臨時居住許可這種強制性的國家對公民的搬遷限制,對壯勞力與其余家庭成員之間的分離或遠距離隔離,都是國家與資本結合來控制勞動力,降低最低工資標準的陰謀(一個有民工這樣的階級來生產超額利潤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市場,也只不過是:a set of rules or constraints resulting from the complex interplay of four major sets of institutions: the multiple ‘nations’, whether fully recognized or struggling for such public definition ( and including those subnations, the ‘ethnic groups’), in uneasy and uncertain relation to the states; the classes, in evolving occupational contour and in oscillating degrees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income-pooling units engaged in common householding, combining multiple persons engaged in multiple forms of labour and obtaining income from multiple sources, in uneasy relationship to the classes. 〖同上,64頁〗這個市場里包括了家庭勞動!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中國特色的資本義式社會主義市場!)。從長遠看,民工現象也是國家為了逃避勞動力再生產的責任,一再推衍對絕大多數的公民的平等的福利權利和要求的計謀,強制家庭成員為其余的成員負某種福利責任。〖參看同上,52頁〗
而另一方面看,民工的身份劃定又是各種資本力量不斷通過政府和國家政策和力量強加它的反平等的再分配的途徑。民工問題是國家長期對農民,對于農村的以土地為根的勞動力儲備的無情掠奪和毀滅性開采、掠奪的殘酷的繼續。他們是半無產階級,但看上去又有點象國家的半奴隸!
可是,對于農民和民工來說,‘階級斗爭無從說起’,本質上,斗爭總是在‘資本積累者’之間進行,這是國家和資本家高興看到的;階級斗爭總成了有產者之間的斗爭,農民、民工和其它半無產階級總是先已被晾在一邊。〖同上,63頁〗在中國,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和無產階級作為群眾這兩個概念從來沒有被重視過。無產階級的名頭下,仍有各種被強行劃定的二等三等身份,民工這個身份是最新的一個捏造。在1949年到現在的國家資積累中,人口中90%的人作出了犧牲,有時是不吃不喝(而這本來也是很好的擴大內需)地來搞‘社會主義’的經濟,還要叫由無產階級落魄為群眾的人民去搞階級斗爭,而實際上,這早已是農民和城市福利階層和國家官僚之間的階級斗爭了。中國的農民和民工過去沒輪上過階級斗爭,將來要輪上看來也玄。‘說實在的,歷史上,有產階級是唯一有過的階級’〖巴利巴,《群眾、階級、觀念》,同上,94頁〗,階級斗爭只發生在有產階級之間;中國農民和民工面對的永遠只有種姓、秩序、戶口、臨時居住證、盲流遣送……。
但每一種社會身份都以其余的所有身份為上下文,它反映了一個社會在某個時期的社會價值、行為規范和集體象征。‘民工’真實地反映了我們這個社會的當代生產關系實質,其制度環境不改變,民工問題就不會消失。我們可以自問: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里,其實有多少條政策、法規、內部邊界,在阻止一個農民按真實的市場價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農民身上的勞動力不也象他們生產的糧食和棉花一樣,由于國家的無論多么好心的干預,而得不到其合理的市場價值?民工自己的勞動力商品象他們豐收和糧食和水果一樣,在各種資本力量壟斷的市場中被傾價惡銷掉了。
現在,我們總算可以來回答這個問題了:為什么需要民工:1. 他們靈活可變,不需要為其將來的發展或養老保險先期支付什么,總之是不用為所有非利用勞動時間預付租用費;2 .可根據投資者的成本考慮任意重新再置,重新布局、部署 ;3.可通過拖欠、克扣、非貨幣支付手段等來降低勞動力成本(民工家庭的臨時和本地生產實際上是對民工基本工的一種‘補貼’,是在間接地為資本家的剩余價值作貢獻!)。全世界80%以上的人口在成為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力,資本積累者在這一人口里又細細分出等級、內外,在各邊界和分層的地方設置那些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干部,來保障其積累的順利進行。〖華勒斯坦 《種》,同上,108頁〗在民工問題背后,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比現有的資本主義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殘忍的社會主義策略,民工問題是它制造的階級差異、階級等次增生的一個例子而已,民工現象一定已蔓延到了我們社會中別的階級分層上了。
國家是制造國家內外的各種邊界,尤其是國內的、甚至是市場內的各種內在邊界(innere Grenzen, 費希特), 看不見的邊界的作蛹者。無論是一個偷渡到美國的福建農民,還是一個到北京打工的甘肅民工,他們的頭將一而再再而三地撞到同一堵國家所攔著的墻上。可憐他們自己就是國家用來造成各種內在邊界的樁柱!這樣的新勞動階級連無產階級都不是,他們過的是一種‘非生活’,一種‘有待去過的生活’,他們的‘家’,只是一個幾乎是家的‘家’。〖巴利巴,《政治與其它場景》,Verso,2002,83頁〗獲得最高的工資價格的總是攜帶著繼承性、積累性物質和象征資本的中產階級教育體制里制造出來的男性勞力,一路下來就是民工、女工、童工、難民、等等這樣的身份等級。民工問題牽連到的是一個無產階級國家無限地制造新的階級差異、身份差異和工資差異的一大串問題。
所以知識分子的關心民間疾苦,為弱勢群體主持正義,一下子變成一個棘手的事。它事涉農民、民工、下崗工人、婦女勞動、童工、外企、私企職工等群體的利益與得益之間的沖突問題了。各種資本力量將會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斷制造出新的階級差異和階級苦難,我們知識分子想去關心都關心不完。而且,我們知道,這些群體之間的利益又是相互沖突的。一遇到這些問題,國際勞工-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所有經歷過的問題和斗爭,又得在中國重演一遍:工會、勞動權益保障立法、全國最低工資標準、基本社會保障……所有的社會立法問題都滾滾而來。知識分子的關心,還存在一個是否關心得公平的問題了。而且馬上又有一個能否去關心得稱職的問題了,有沒有資格去關心,其關心的合法問題,同時出來了。
知識分子是國家的職能機關,是要幫助人民找到他們自己的真正命運,黑格爾在《權利哲學》里這樣說。馬克思也說到,勞動分工真正起源于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分工之時。……從那時起,意識真的可以自詡不只是對現行實踐的意識,,它也真正反映了那并不反映任何真實的東西的東西。〖《德意志意識形態》,C. J. Arthur英譯,倫敦,1970年,51-2頁〗知識分子是意識形態的生產者,為某一主導階級制造借口和幻覺。馬克思稱這樣的知識分子為主導階級的‘積極的概念意識形態分子’。為了掩蓋自己的這一身份,我們知識分子總是將自己神秘化,不肯讓人知道我們能制造出那些意識形態,是 因為我們處在某種生活方式、我們的歷史特殊性、我們的職業思考方式等等所致。‘理性‘、‘自由’和’‘人類’這樣的字眼使我們誤認為自己 是無階級的,是高于別的一切社會實踐的。〖巴利巴《政治與其它場景》,同上,50-51頁〗換 句話說,我們不自覺地用我們的知識、話語替國家和各種資本力量生產、維持著各種階級差異。所以,你想想,讓國家知識分子去討論和解決民工問題將會是一種什么后果!在民工爭取成為我們社會中的一個平等階級的過程中,民工這個階級里自己會生產出‘知識分子’,來為它在壯大過程中爭奪文化霸權的,葛蘭西說,以其技術-思想可租用性來為國家服務的知識分子,決不是民工們的同盟!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是通過拉弄市場過程中的各個關節上的‘干部’來維持自己,知識分子怎能擋得住這種拉攏?〖同上,147頁〗民工和農民是在物質上和社會生活上最吃力不討好的階級,他們被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市場等級的不可避免,被市場規律和來自工頭和老板的強壓。但也正是中產、小資知識分子拼命制造著關于進步的意識形態,關于美國夢、阿信的故事,用既愛國又改革的新時代精神這樣的意識形態去麻醉水深火熱中的勞動者。如果有民工參與的階級斗爭,那也一定存在于民工和農民與各種市場‘干部’、知識和腦力生產之間。在未來,我們的各種 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辯護想繞開這個農民和民工問題,將是難上加難,知識分子要做成知識分子,也將不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是極不負責任的,不光是一般所說的對民間疾苦的冷漠,而且也因對權力平等這一中產階級革命理想即自由主義核心原則的漠視,而延誤了對市場過程中的國家合法性基礎的求證,這一點甚至都能證明他們并不是自由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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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知識分子 民工 下崗 工人 階級 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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