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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基層協商民主發展理念的新思考

出處:論文網
時間:2018-08-26

我國基層協商民主發展理念的新思考

  中圖分類號:D627 文獻標識碼:A

  20世紀80年代初,西方學界提出了“協商民主” 的概念,并很快引起了各方的廣泛關注。隨著“協商民主”概念進入我國學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新思考與理解民主的當代形態及新思路與新方法。隨著黨對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發展規律的科學認識及對具體國情的科學研判,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將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作為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面對新形勢,針對我國基層協商民主實踐的現狀,我們不妨從西方協商民主的思想中找尋一些對我們未來發展有益的思想。

  一、協商民主內涵的解讀

  對協商民主的內涵理解,國內外學者還未給出一致的意思表達。對于這一事實,美國學者費倫(James Phelan)是這樣表述的:“如果你要給協商民主下個定義,你就會陷入應該怎樣準確理解它的爭論之中。”可見,對協商民主一詞的不同理解必然導致其確定性定義內容的分歧。然而,這并不妨礙我們探討協商民主的必然之意。協商民主,從語詞角度來看,明顯是一個偏正短語,中心詞是“民主”,所以,協商民主是民主的一個類型、一種形式。協商民主的內涵必然包括“民主”與“協商”兩項內容。

  通俗地理解,民主即為人民做主。民主(democracy)一詞源于希臘語“demos”(人民)和kratos(統治)。作為一個政治學概念,“民主”的“標準化”定義并不難尋求。《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說明:“在當代的用法上,民主有幾種不同的意義:①由全體公民依照多數裁決程序直接行使政治決定權的一種政體,通常稱為直接民主;②公民不是親自而是通過由他們選出并對他們負責的代表去行使同樣權利的政體,稱為代議式民主;③一種通常也是代議制,多數人在保證全體公民享受某些個人或集體權利,諸如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憲法約束的架構內行使權力,稱為自由民主或憲政民主。”當代文明社會所追求的“民主”,顯然屬于作為第二者之發展的第三類“民主”。

  協商民主的“協商”即公共協商,一般是指政治共同體成員參與公共討論和批判性地審視具有集體約束力的公共政策的過程。 “公共”至少包含如下意思:政治共同體的所有成員均有權參與、討論與自身利益相關的公共議題;參與的過程公開透明;商討要以尋求最大限度的公共利益為目的,即找到最大公約數。而“協商”則要求程序要合理合法,協商要以公共理性為基礎,并以真理為目標。公共協商是公民證明其自愿接受具有集體約束力的法律和政策正當性的工具。由于協商過程的結果源于自主的、不受限制的集體理性決策,故其成員有遵守協商結果的義務。

  這里,我們不給出協商民主的所謂定義,而是解讀其必然具有的內涵。綜合“民主”與“協商”的含義,我們認為,協商民主內在地包含這樣一系列關鍵詞:自由、平等、參與、公共決策、程序、理性、論證、合法性等。

  二、西方協商民主的主要思想

  ?W界普遍認為,“協商民主”一詞最早來自美國學者約瑟夫?畢塞特的《協商民主:共和政府下的多數原則》一文。隨后伯納德?曼寧和喬舒亞?科恩也開始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而使得協商民主迅速成為西方政治學熱點話題乃至新的政治實踐,則要歸功于羅爾斯、哈貝馬斯等當代西方著名思想家。他們從不同的視角對協商民主給出了不同的理解,而從這些看似不同的解釋中,我們卻可以剝離出協商民主的某些公認特質與內涵。

  科恩認為,協商民主的概念是基于政治的正當性理想而形成的。可以說,他的協商民主是為了保證政治的正當性,其概念中包含的平等公民之間自由、公開、理性地行使權力,正是政黨政治決策得以順利實行的合法性保證。埃爾斯特認為,協商民主是通過公民之間自由而平等的討論而進行的決策,在一定意義上,協商就是辯論。羅爾斯協商民主理論的三大核心理念為:理性的重疊共識、內涵公共正當性的穩定性和合法性,他所主張的基于原初狀態之下的“無知之幕”的理性選擇所體現的公平原則,正是公共協商原則的很好體現。哈貝馬斯提出了“交往范式的理性”,其實質是一種新的民主范式,其協商民主思想中關于公共理性、公共領域、交往權力、商談法治等理論論述,使得政策和法律建立在說服力基礎之上的公共協商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從以上協商民主思想中我們可以看出,西方協商民主是一種內在的公共參與機制、一種決策機制、一種治理機制。公共參與體現為,利益相關的所有公民均有參與權,參與可以以對話、討論、審議等方式展開,參與要以公共理性為基礎,參與要以公共利益為目標和價值取向。決策體現為,利益相關主體可以通過理性的討論、對話、審議等方式對相關公共議題作出決策,即參與決策的權利。治理體現為,政府和民眾共同決策,決策以重視所有人的需求和利益為原則,平等溝通,有效討論。以這種協商民主方式所作出的最終決策對所有公民都具有約束力,所有公民都要嚴格服從和遵守該決策,因為這是建立在所有公民理性交流、討論基礎上的最大共識,這也為公共決策的順利實施奠定了牢固基礎。而協商民主的過程則要注重公平、公正、理性、辯論,以保證協商結果的合法性、合理性。

  三、西方協商民主思想中對我們未來發展有益的理念

  1.公平正義

  基層協商民主與基本政治制度層面和國家政權機關層面的協商民主不同,基層協商民主重在“基層”,故其要商討和解決的問題必然是與基層百姓息息相關的問題。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的。”所以,在解決有關基層人民切身利益的問題時,要將公平正義原則納入民主的議事、決策過程。為此,我們可以借鑒羅爾斯的“無知之幕”原則。這是羅爾斯強加給原初狀態下的參加者的主要條件,即所有的參加者都在一個“無知之幕”背后,他們對自己的特性、能力、出身、職業、宗教信仰等一無所知,沒有人可以預料到走出幕布后他們將扮演什么角色。羅爾斯的“無知之幕”旨在保護社會中最為弱小的成員。而這種置參與者于決策前的無差異身份條件,會使決策結果更加公平,更具民意,更加接近習近平所指出的“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   2.公共理性

  縱觀西方協商民主的眾多思想理論,公共理性都是其必備的要素。公共理性意味著人們能夠共同關注社會的公共事務與公共利益,并且愿意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參與公共討論;意味著人們能夠充分以對話的方式進行交往,使用話語工具進行討論,采取影響公共權力制定公共政策的方式達到目的,而不是訴諸暴力。當前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強調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民都要有參政議政的權利,保證了參政議政權利的廣泛性和普遍性。可以說,我們的公共理性基礎要比西方社會更廣泛,更具真實性。但以個體利益為基礎、關注公共利益的個體理性的公共討論在中國仍處于尚待發展的境況,這也為構建公共商談與話語領域造成了阻礙。尤其是在基層協商民主工作的開展中,協商參與者更多地是從個體利益出發來進行表情達意、投票、決策,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這就使得協商的過程成了利益的爭奪和討價還價,難以達成一致的決策結果。當然,這種公共理性也需要現代化的引導和培養,在推進基層的協商民主工作中,可以考慮開展一些非正式、非決策性質的民主生活會。如模擬法庭、民主論辯會等,以一些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內容為主題,引導基層群眾關注公共事務,反思理性主體,持積極心態理性參與,培養公共理性素養。

  3.辯論與論證

  西方協商民主理論強調協商的參與者們之間的對話、商談要基于論證和辯論。正如埃爾斯特認為,在一定意義上,協商就是辯論。通過辯論,人們不斷調整自己對社會的看法,實現偏好的轉變。縱觀民主歷程較為長久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程序,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其議事規則中多有尊重論證的明確規定。如在英國,“論證是議會主要的、最常用的議事方式。現代英國議會平民院的全院大會上,政府、各反對黨、各黨后座議員正是通過辯論來陳述各自的主張,批駁對方,形成決定的”。美國國會也用論證方式來制定法律或公共政策。可以說,在一些重大公共問題的解決方面,西方一些較為成熟的民主政府大多是用論證方式來解決問題,論證已被用來當作一種有效的制定公共政策的方法。

  習近平強調,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應該是實實在在的,而不是做樣子的。協商就要真協商,真協商就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之中。協商給予受眾群體以民主表達意愿的機會和平臺,可將這一過程看成是決策之前的廣泛聽取民意;以公共理性為基礎的論證和辯論可以看作是決策之中的理性選擇。在推進我國基層協商民主發展的過程中,我們也應當將開展辯論、尊重論證的理念貫穿民主決策的全過程,讓協商參與者有充分表達意愿的平臺,更有將其理性決策的思維過程展現出來的機會,眾人理性思維的碰撞和激蕩,將使得協商民主的決策更具合理性、合法性和約束性。

  作為舶來品的協商民主既不如自由主義者認為的那樣是對自由民主的補充,也不如激進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對自由民主的替代,它更多的是代表一種走向民主化的新的可能。對于我國協商民主的未來發展路徑,我們不必囿于西方協商民主的話語權,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吸收借鑒其有益的發展理念。民主不是西方獨有的,協商民主也不是西方獨創的,立足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在推進協商民主發展的過程中,我們要把所有好的東西拿過來,為我們所用,真正實現人民協商解決人民的問題,人民協商參與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管理。當前,在黨和國家正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目標而努力的關鍵時期,加快推進基層協商民主發展,要注意加強公平正義原則的貫徹實施,培養基層參與者的公共理性,尊重?Q策之中的辯論和論證,努力將一些社會矛盾糾紛化解于基層,保障基層的穩定與和諧,這對黨和全國人民決戰全面小康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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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協商 基層 民主 理念 我國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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