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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改革與中國經濟發展

出處:論文網
時間:2019-02-22

供給側改革與中國經濟發展

  作者簡介:賈康,男,財政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從事宏觀經濟研究。

  中圖分類號:F91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6)06-0041-12

  黨的十八大之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開啟了一個新的征程,經過三中、四中、五中全會,決策層一步步地把頂層規劃和治國理政的基本方針清晰化。三中全會解決的問題,是改革深水區必須要做的頂層規劃,形成了“60條”,它是以經濟改革為重點的,但是已強調全面配套改革的設計。四中全會則把以經濟改革為重點切入的全面改革非常明確地推進到司法改革、行政體系改革,以及宣傳上不直接說但是回避不了的政治體制改革。五中全會是系統化地對這種大政方針所依據的發展理念做了合乎邏輯的條理鮮明的表述:以作為第一動力的創新發展,引領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落到人本主義立場上把“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的共享發展,走向共同富裕。當然,要實現這一系列頂層規劃和治國理政方略,還必須從我國的實際出發,抓住核心,重塑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優化操作路徑,最終實現我國一直追求的現代化目標。在我國現代化進程的不同階段有著不同的任務,從現實來看,我們要解決的矛盾主要方面的核心問題便是供給側改革。

  一、供給側改革: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選擇

  中國經濟發展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說明,遵循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潮流是我們必須把握的基本方向。正如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后一幅著名題詞所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把它進一步對應到我們現在要實現的現代化發展上,就是要把握好人類文明進程最基本的大勢。

  所謂世界范圍內人類文明的推進,歸結起來有哪些只能順應、不可能反向而行的基本潮流呢?第一條是工業化,中國的落伍就是在工業革命之后,以鴉片戰爭為標志拉開近現代史帷幕,一路積貧積弱、被動挨打、內憂外患,終于在20世紀,出現三件大事依次展開,一是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二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一五”為標志展開了我國真正的工業化進程,以大規模經濟建設,力求盡快形成自己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三是自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明確形成“三步走”的現代化戰略構想,取得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另一個潮流是城鎮化,這是工業化發展必然伴隨和匹配的載體,也是使我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經濟體走向城鄉一體化的出路。此外,市場化和國際化,當然是我們必須迎合的潮流,鄧小平把這看得很清晰,說得非常到位:不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改革是什么?市場化取向,一直走到南方講話確立市場經濟目標模式;開放是什么?全球化取向,義無反顧地加入國際競爭,到千年之交有了鎖定全面開放格局的入世,以及現在必須進一步做好的開放發展。此外,適應技術革命的發展與突飛猛進,還必須把握高科技化或稱信息化的潮流;適應現代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要推進法治化、民主化,即全面依法治國,建設與發展民主政治。

  適應上面由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信息化和民主法治化匯合而成的這六大世界潮流,我們必須進行合理的戰略布局。我國發展的形勢,現在進入了一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五位一體”全面推進各方面事業發展的階段,相應于此,中央確定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便是一個現實而準確的概括,全面小康、全面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涉及到社會、經濟、法治和黨的建設這四個有機關聯的我國發展中的核心問題。

  十八大前后,特別是十八大召開之后,中國的經濟運行呈現出一個明顯的階段轉變。從GDP增長速度的變化來看,2010年的經濟達到10.4%的增速,之后呈現出來的是一個持續下降的趨勢,2015年的經濟增速掉到7%以下。這一變化總體而言不是一個周期性下降,而是一個新的趨勢,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使用“新常態”這個概念來概括這一趨勢。“新”是新在經濟階段演變過程中直觀的經濟增長速度下臺階,而“新”后面跟著的“常”,就深入到經濟結構怎樣優化這個深層問題。“常”是要追求經濟運行下行過程中形成一個以結構優化支持的增長質量“升級版”狀態,在增長速度下行中,實現階段性探底以后的企穩,企穩以后對接一個增長質量提高的中高速增長平臺,這就“常”了。總書記2014年末在APEC會議上關于新常態的講話可提煉出三個關鍵詞,第一個是“中高速”,即經濟發展從高速轉變到中高速;第二個是“結構優化”,實質性的追求是在進入此階段后,通過結構優化打造經濟增長升級版;第三個是“創新驅動”,就是總書記說的“唯改革創新者勝”,別無選擇,要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完成攻堅克難,以改革為龍頭帶動整個生產力新一輪的解放。如何適應這一新常態?怎么掌握好應對之策?必須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進一步落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關于供給側結構改革,習總書記已在五中全會后有一個較為系統的表述,“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這五句話雖然用語不多,內容卻非常豐富,至少可引出如下共識:第一,供給側決不是簡單地否定需求側,對需求側的意義和作用需要合乎邏輯、合乎學理地認識,并注意繼續適當擴大總需求。第二,供給側發力要首先落在“改革”上,是鄧小平確立的“生產關系自我革命”軌道上的承前啟后、繼往開來,而且要處理“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的復雜而艱巨的結構優化調整問題。第三,中國的供給側改革雖要借鑒國際經驗――包括美國里根經濟學和它的供給學派里的減稅為主的主張,但絕對不是簡單把里根經濟學的基本經驗拿到這里套用。我們是一個比它宏大得多的系統工程式的全面考慮,我的認識理解是,總書記所講的“不是一回事”,不是完全否定那里的可借鑒因素,美國里根經濟學里確實有它的合理因素,比如注重減稅,但是我們是做全局和長遠的把握,是一個系統工程,比之要宏大得多,我們也并不認同其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導向。第四,供給側改革“問題導向”下要解決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必須落實到增長動力體系的成功轉型升級。第五,供給側改革是支持和延續中國“追趕―趕超”的超常規現代化發展躍升過程。   總之,實際生活表明,美國、中國等經濟體的宏觀經濟管理中,“調結構”已經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成為政府發揮職能不可回避的重要領域。我們現在于經濟基礎理論層面,就要應對實際生活里的真實圖景,而做出我們研究方面的新的努力,使理論落后于實踐的情況得到校正。我們在新供給經濟學框架里形成的基本認識,是從經濟學基礎理論層面的概念討論開始,推進到關于供給和需求兩側必須增加對稱性的討論,再推進到關于經濟發展中動力生成、傳導、運行機制的全面把握與認識。這也對應于決策層已經點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以及關于經濟增長動力體系和供給側相關問題的研究。

  在學理層面簡要地說,我們首先必須承認:經濟生活中的原生動力是需求,有了需求,才會有后面要滿足需求的所有提供產品與服務的經濟活動,即供給側的生產及其必然伴隨的要素配置。但是,供給側對需求側的響應機制和它的特征,卻是劃分人類社會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和不同時代的最關鍵的因素。[1]我們發表的論文里有一個排為三列的表格,第一列是人類社會發展一個個時代的基本特征,第二列是和這個時代特征對應的生產力視角方面一個個臺階上供給側的演變與它的創新發力所提供出來的生產工具的代表性創新,第三列是跟前面兩列對應的生產關系,即反映人和人關系方面的不同社會形態。最簡單地說,人類社會一路發展中,最開始脫離動物界,是以分工與合作從事供給側的采集和狩獵,來滿足社會成員“活下來”這種最基本的需求;再以后終于演變到人們的供給能力完成了走入農耕文明的農業革命,于是經過一輪季節的更迭,人類社會就可以相對穩定地預期,通過供給側提供的產出,不光滿足社會成員活下來的生存需求,而且可以滿足社會成員中一部分人的發展需求和享受需求。按照歷史唯物論,這就可以來進一步說明,為什么到了這個發展程度上,人類社會就必然要脫離原來的原始共產主義氏族社會狀態,而進入階級國家狀態。

  再往后,供給側往上提升供給能力的重大事件,是農業革命之后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后又可以具體區分為蒸汽時代、電氣時代、自動化機械時代,以及現在我們面臨的日新月異的信息時代。[1]每一個具體的上臺階所帶來的生產力的解放,所對應的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的感受,到現如今最前沿的是什么?是已經形成了的在信息技術、互聯網、移動互聯、大數據、云計算等支持之下,大家已經看得越來越清楚的智能化,以及智能化支撐的“共享經濟”――幾乎完全超出了人們原來的想象力,經濟生活中過去的競爭,有你就無我這樣一個基本的排他邏輯,現在可以一下子轉到另外一方,就是大家共享。雖然現在看到的還是某些點上的突破,但是苗頭與趨勢已經非常明顯,跟著這個生產力新臺階往上走,我們的人際關系,即所謂生產關系視角上我們已經接受的最基本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包容性增長,共贏多贏式的發展,就是習總書記就任以來在國際國內場合多次明確宣布的中國的發展是和平發展、和平崛起,與其他經濟體的關系是“命運共同體”式的發展,要“摒棄你輸我贏的舊思維”。這些就反映著人類需求和需求的滿足,是跟著供給側一個個臺階往上演變,對應著我們的現實生活。所以,回到基礎學理層面,就是一句話的認識:生產力和根本上由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系的特征,其實都是發生在供給側。

  我們在學理上看清楚這一點以后,再往下要討論的,就是關于經濟發展中的動力體系的認識,其關鍵也是要延伸到供給側,才能形成完整的認知和把握。我們過去已經有了需求管理“三駕馬車”的增長動力之說,但人們現在已感覺它的局限性太明顯了。不能否定“三駕馬車”認識框架的合理成分,它已經對總量型需求管理不得不做一個結構化的處理,因為要把一個總需求區分為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凈出口需求,就開始有結構化特征,但這個結構化的邏輯必須傳導到供給側,形成一個對供給側更復雜的所有要素放在一起的結構化體系,才能引出我們對整個經濟發展動力體系的完整認知和把握。這是原來“三駕馬車”之說已經內含、需要延展的一個邏輯鏈條。但是過去一旦說到供給側,學術上涉及復雜的結構問題,學者們往往會望而生畏:模型都建立不了,怎么能做出研究成果?另外又有一種安慰――一句話可以把這個難題打發掉:政府只要實行了總量型的反周期操作,熨平波動,市場競爭中要素的流動,會達到市場出清的狀態,該賣的都賣出去了,這個時候的結構自然就是合理結構,所以無須再花費多少心思去研究了。

  這個認識當然有它的積極意義,我們搞市場經濟就是要充分認識市場“看不見的手”的資源配置作用,但是它的局限性在哪里?我們現在看得也很清楚:這樣一個認識隱含的理論假設,是“完全競爭”,雖可以給我們很多的啟發,有助于理解市場“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應充分發揮的原理,但這一理論假設并不符合現實社會的真實圖景,我們強調:不只是中國,就是作為世界頭號強國的美國,社會生活真實的圖景也是“不完全競爭”,否則無法解釋世界金融危機的發生,以及遭受危機沖擊之后,美國政府供給管理的這些舉措。

  我們認為,現在做進一步的深入研討,“不完全競爭”應該成為理論創新中的一個新的假設前提,在研討理論假設“升級版”的情況下,怎么認識經濟運行與發展,怎樣把整個動力體系的認知延伸到供給側以后,對于全套動力體系和供給體系做正確把握具有一定指導意義。所以,我們跟著就要討論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中間,政府除了反周期,還必須提供優化結構的政策供給,以及政府處理好能夠使優勝劣汰市場經濟機制更好發揮作用的制度供給。這都是在供給側發力,都涉及供給側改革的概念。

  從供需互動角度來說,我們可以做個原理層面的點評,就是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需求的變化,廣義的需求如果按照一般理解,作為人的需求出自人的本性,它是永無止境的。這種永無止境的發自人類本性、稱得上“貪得無厭”的需求,不是經濟學可以討論的,經濟學所討論的需求一定要給個定義,就是有貨幣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我們現在看到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錢包越來越鼓,這就是社會總體上增加著“消費者主權”支配下的有效需求。這種需求要實現于交易中,要使老百姓買到稱心如意的好東西,而且“用戶體驗”上要求升級換代,大家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對應于花錢感受的“獲得感”。獲得感再進一步說,就是幸福感了。老百姓的“用戶體驗”要滿意,這是需求最基本的趨向。   怎么滿足它呢?對不起,需求者其實自己不知道到底怎么落實令其更加滿意的訴求,一定要有供給側的成功創新,提供出看得見、摸得著的產出品,讓他們眼前一亮,欣然購買,把錢花出去,就形成了現實的交易和經濟景氣因素。比如我們現在看到的一個例子,是信息時代大家都要用手機,喬布斯主導的成功創新的蘋果智能手機,剛剛宣布一款新品問世,幾天之內,大洋彼岸的中國就會出現對新產品的搶購熱潮。我親眼所見,在北京西單商業區大悅城蘋果旗艦店,已經到了夜晚,仍是人山人海排隊熱購新款iPhone的場景。這種情況,就叫作供給側發力的真正成功的創新,可以引領和創造需求。在全球化時代成功創新的產品風靡市場的效應,已不是“一呼百應”了,而是一呼萬應,一呼億應。老百姓有他們自己的判斷,看到了這個手機的信息,拿到這個手機的樣品,綜合考慮下會迅速決定掏錢購買,跟著,巨量的有效需求就體現在市場交易當中,這就成為消費潛力順利、充分實現的情況下經濟活力的釋放,就帶來更多的繁榮。需求與供給互動所形成的經濟增長動力機制,正是應當從這個角度加深理解。

  簡單地說,貫徹中央所強調的供給側改革,如果看到需供給側發力,在創新中形成新的轉型升級的動力體系的話,那么我們就必須打通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視角,問題導向下,首先抓住的應該是制度供給這個龍頭。制度供給在中國轉軌過程中,一定是綱舉目張、統領全局的,跟著的是力推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這三層的互動構成我們引領新常態里的“創新驅動”、五中全會說的作為第一動力的“創新發展”。

  這就可引出對中國供給側改革做相關考察分析以后的一個小結:供給側的改革,就是在引領新常態的新階段上要以攻堅克難深化改革作為核心內涵,優化結構解放生產力,實現動力機制和體系轉型升級的系統工程。

  三、供給側改革:可先建構理論模型

  構建一個供給側改革的理論模型,就是把供給側復雜的要素抽象、歸結為五項基本要素:第一,勞動力;第二,土地和以土地為代表的自然資源;第三是資本――資金能產生增值,帶來剩余價值,就有了資本的屬性;第四是科技創新及其成果的應用;第五是制度和管理。這五大要素,在經濟動力體系里各自有各自的貢獻,是各領風騷的,但是在不同發展階段里,它們的組合又需要推陳出新。各個經濟體的一般經驗是,在走到中等收入階段之前的過程中,前面三項比較容易被人們清晰感受到它們的貢獻和支撐力,但是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這種情況會發生明顯改變。從中國自己的經驗來說,首先看勞動力:改革開放之后,一開始中國農村近乎無限供給的勞動力的低廉,形成了我們在國際競爭力上的比較優勢,便支持著我們一步步走來發展成世界工廠、經濟總量全球第二;土地和自然資源方面:過去傳統體制下無法與市場對接,一旦到改革新時期,首先在深圳,沒有法律的情況下土地使用權的取得也要招拍掛,即通過競爭機制,于是市場經濟中的物質利益激勵,就使各種主體積極地通過競爭來取得土地使用權和自然資源開發權,后面跟著帶出的是一輪又一輪生機勃勃、生龍活虎的投資、建設和超常規發展;再看資本:一開始是明顯匱乏的,但是有了開放的環境條件,首先便有外資認為到中國市場有利可圖而進入,帶來的不光是資金,還帶來了管理與技術,于是引發了中國本土上不斷在跟進中發展著的資本原始積累和一輪又一輪的投資與擴大再生產,到了現在,一般評價認為民間資本已十分雄厚,中國整個市場上不缺錢。這三項在前些年的支撐力是非常明顯的,但最近幾年,非常清楚地看到,這三項供給側要素的貢獻和支撐力在明顯滑坡。

  勞動力方面出現了民工荒、招工難、用工貴的情況;土地和自然資源方面,我們過去看到它的支撐力,但這些年在城鄉接合部征地拆遷補償成本迅速抬高,本來中國在未來幾十年還有大約四億人要從農村到城鎮定居,完成整個城鎮化過程存在巨大的發展空間,這個動力源與引擎發力伴隨的就是建成區必須擴大,而這個擴大過程中,這些年形成的討價還價機制所抬高的綜合成本,已經很顯然地威脅著我們進一步往前發展的勢頭了;資本這方面,現在普遍反映資金是雄厚了,但是這些有錢的主體找不到合適的投資對象,一邊是“三農”的生產經營,還有小微企業,苦苦得不到應有的融資支持,另外一方面是那些手中有錢的主體不知道該往哪兒投,這兩邊對不上,其實反映的是經濟學中早就討論的常規投資的邊際收益遞減已在中國普遍、大量發生,真正處理好這方面升級換代的問題才有出路,一定要有新的一套動力機制。

  面對上述三項要素的滑坡,要更多地打后面兩大要素的主意,即一個是科技,另一個是必須要強調的制度。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鄧小平的這一說法,不僅可以從馬克思那里找到根據,而且也可以用一個經濟學的簡單原理得到說明。生產力的傳統三要素――勞動力、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如果能夠匹配上科技這一因素而做好“乘法”,那么這個生產力放大效應是革命性的,是引領“顛覆性創新”的,所以它是“第一”。

  需要強調,在中國大力推動科技創新的同時,全要素生產率概念中必須配上制度創新。西方學者一開始提出全要素生產率,就是注意到把前面的傳統要素算清楚貢獻賬以后多出的那一塊(所謂“索洛余值”),雖然量化起來困難,但是一定跟科技有關。所以,“全要素生產率”不是把所有東西等量齊觀的概念,它強調的是傳統要素之外的科技,但我們還需要吸收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的成果,明確地加入制度因素,聚焦到制度和科技這兩項。理解全要素生產率,在實際生活里我們還應該注意吳敬璉老師過去所強調的一句話,轉軌中在很多特定觀察下,“制度高于技術”,因為科技創新在中國轉軌中迫切需要由制度創新打開其空間。

  科技創新自身具有巨大的不確定性。這種創新,包括高校、研究機構、企業要合在一起努力實現的攻關突破,有這么多資金、資源、精力、心血投入下去,一百個項目能成功幾個,誰也不清楚,無法打包票,要調動這些創新者的積極性,不是你揪著他的耳朵說你給我出成果他就能提供出來的,必須要有一個適宜的、符合科研規律的制度環境,包括其中的人文關懷。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年初,國務院方面有非常明確的信息,是推出優化學術環境的國辦文件,強調不能把官本位行政化的東西施加到科研人員的科研活動中去,此后中央還專門推出尊重人才、培養人才的文件,最近中辦、國辦又聯合下發了優化科研經費管理制度的文件,其實就是對應著現實中的科研制度供給上的問題來糾偏。   總體而言,供給側改革的中心思想,是完善供給側環境機制,激發微觀主體潛力和活力。對此,我的一個觀察和認識是,決策上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意圖,是“謀定后動”地在引領新常態的過程中,從供給側入手來打造新動力體系,而且是要落到微觀主體(企業和創新者)怎么樣能夠充分發揮潛力與活力之上。

  四、供給側改革:三個層面的建議

  (一)第一層面,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必須注重理性的供給管理。

  在需求管理方面,觀察到有大量的供給管理案例和迫切需要,所以強調傳統的需求管理的局限性亟須打破。比如,領導人一定關心全面小康決勝階段怎么托“三農”這個底,中國廣大農村區域的七千萬貧困人口怎么脫貧。這個“底”是一定要托起來的。中央文件現已明確要求“精準扶貧”,這是非常明顯的一個供給管理表述,絕對不是一個總量需求管理的概念。什么叫精準扶貧?是要把七千萬人的致貧因素一一分析到位以后,對癥下藥形成一套解決方案的組合,這是一種供給管理方案。七千萬人里,有一類可以認定是因為他們居住的自然生態環境不適合人類生存,一旦認定這一點,那么別無選擇,必須采取過去已確立概念的異地搬遷扶貧方式,時間表還很緊迫,再高的成本也必須去做。對于在哪兒找到地皮建新村,怎么組織相關投入盡快把新村建好就顯得尤為緊迫。跟著,要組織干部力量逐家逐戶去做說服動員,“故土難離”也要離,引導、服務這些人搬過去之后,還要做回訪。過去的經驗是常常過幾個月、大半年,新村的人又跑得七零八落,很多人又回老地方去了,說住不慣,還是原來的地方住得慣,結果還是不能脫貧。所以,一定要鞏固搬遷成果,把這件事做到位。第二類,不能認為是自然生態環境的原因,但是為什么這么多年不能在生產上打通門路而致富?必須趕快組織有水平的能解決現實問題的專家過去,給人家耳提面命,種植也好,養殖也好,打開具體的致富門路。另外再有一種可能,因病致貧、因病返貧。農村往往一人得了大病拖得全家進入貧困狀態,這就需要以大病統籌制度覆蓋整個農村,包括所有窮鄉僻壤,而且還要在里面配上應急的扶助、救助機制,這才能解決這類人怎么脫貧的問題。還有區域性的怎樣突破“要想富先修路”方面的基礎設施瓶頸問題。過去對此已有認識,現在時間表帶來了硬約束。前些天我在四川涼山州參加一個論壇,那里有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屬高科技前沿,但又有大片的山區,如著名的木里縣,藏族同胞聚居區,一萬多平方公里幾萬人全在山里,他們怎么樣脫貧致富?所謂要想富先修路,是必須趕快建成幾條交通干道,這是個巨大規模的投入,錢從哪里來?涼山州導入新機制,跟民營企業太平洋建設簽訂協議,太平洋建設用它的經驗和可調動的資金,以PPP方式在盡可能快的時間內修成五條干道。這些都是“精準扶貧”解決方案中必須處理好的事情,是非常明顯的供給管理問題。

  類似的,其他不同領域、不同視角,有很多供給管理必要性的例證。比如,在我國區域發展中現在擺在前面三項的第一項――京津冀一體化,要做的是什么?是問題導向下,必須解決經受時間歷史考驗、打破三地行政區劃局限的高水平建設規劃如何形成與實施的問題。現在不得不做的大手筆、大規劃是,北京市級的所有管理機構三年之內要搬到五環外通州的潞河鎮,打造城市副中心。這使人想起當年的“梁陳方案”,很遺憾大半個世紀過去人們才發覺“梁陳方案”水平如此之高,但是當時幾乎所有的人都接受不了,迅速被否定。現在生米做成熟飯了,問題叢生不解決已過不了日子,必須再來一輪新的改造、大的動遷,當然以后還要經過很長時間的歷史考驗。但愿我們這次把所有的功能區,所有應調整的因素,包括新型城鎮化里的城鄉一體化要求,生態、人文考慮全面,在三個行政區劃打破局限性的情況下,做一個高水平的優化方案,這正是典型的供給管理,也是一定要接受歷史考驗的。

  科技這方面我有特定體會:當年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我也是參加核心組討論的,認為必須排列出一些以舉國之力攻關的項目,因為所針對的科技成果,或者是花多少錢外國人也不會賣給我們,或者是外國人手上也沒有的,只能依靠自力更生。傳統體制下由于國力原因限制,只能節衣縮食做兩彈一星,現在可多做一些了,但也不可能很多,結果是以舉國之力,落到16個重大專項上。那里面,有一個當時稱為絕密的大飛機項目,現在已經無保密必要,官方媒體正式宣布中國國產大飛機已經下線,進入取得適航證階段,而且中國人現在手上已經拿到來自全球的幾百架國產大飛機的訂單。這個糾結了中國人幾十年的大飛機,是當年下決心要上馬的,沒有當年的這個供給管理決策,不會有今天大飛機的重大進展。

  另外,一些重點建設事項也是例證:比如與“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相關,有一個事情一開始可能并沒有明確意識,但是后來促成了。開始是越南跟我們生事,逼得我們在南海正式成立三沙市,一個地級市對應著220萬平方公里遼闊的海域,當時只有永興島那里有像樣的永久據點,有飛機跑道。但既然有了三沙市,除國防之外,對應我們以后的整個發展戰略,這幾年已不聲不響地建成了好幾個更大的島嶼,現在網上看衛星圖片很清楚,新建島嶼的飛機跑道與永興島比都升級了,可以起降最大型的飛機。這樣的具體方案設計及其建設,顯然對我們全局的戰略具有結構優化上的支撐意義,不僅國防上是支撐點,而且我們以后“一帶一路”的通信基礎設施,成掎角之勢的一些后勤補給基地,以及整個通盤考慮的物流體系,統統在這里要組成一套結構優化的基礎設施支撐格局。

  凡此種種,在中國,在這個層面上做一小結:我們除了繼續做好需求管理之外,必須在三農、社會保障、區域協調發展、自主創新、節能降耗、生態保護、深化改革、國防、重點建設等領域,運用結構性政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促進相關機制(我們稱為理性的供給管理)創新改進,以加強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增加國民經濟中的有效供給,特別包括制度供給,來提升可持續發展的支撐力,激發微觀主體活力,增強發展的后勁。[2]

  這里所表述的理性的供給管理,內含著我們并不認為所有的供給管理天然合理,一定要堅持市場取向改革和政府更好發揮作用的創新。我們從長期視野、全局視野看供給管理的一句話,是“守正出奇”:守正是必須順應市場經濟基本規律,認識、順應、尊重,乃至敬畏市場,但同時又不是把這一點守好了,把其他市場經濟體的經驗拿過來就可以使中國一路現代化了,必須結合中國國情和特點,實現成功的創新,出奇制勝。這種創新未必一定成功,但是我們尋求的是一定要有成功的創新,把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的政府相結合,才能以出奇真正支持我們的超常規發展,從追趕到趕超,后來居上。   (二)第二層面,我們的看法是要針對中國三大基本的國情約束條件,實施成功的創新走過三段戰略分期。

  第一個國情制約,是“胡煥庸線”半壁壓強型三重疊加的巨大能源環境壓力約束。20世紀30年代胡煥庸教授首先勾畫了中國的一個基本格局:如果以黑河(那時叫“瑗琿”)為起點畫線,連到云南騰沖,大概45度角,右下方我們稱為東南半壁的部分,占整個國土面積的36%或說1/3多一點,但人口比重卻占到了96%。這么多年下來,此格局居然沒有多大改變。新中國成立后多少輪的支邊?大量人口的遷徙,變來變去,仍然是19/20以上的人聚居在東南半壁1/3多一點的國土上,不要忘了當年胡教授考察時中國是4億人,現在則已接近14億人,上了數量級了。所有這些人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都要更多耗費資源能源和形成環境壓力。這是第一重,我們稱為“半壁壓強型”基本格局,這已經是一個各個民族國家里的非常之局了,試想美國的版圖跟中國差不多大小,但它整個人口規模只有三億,是中國一個零頭都不到;日本也有人口密集的東京都市圈、大阪都市圈,但它整個人口規模就一億出頭,跟中國的情況不可同日而語。這個半壁壓強,在中國又有第二重疊加:我們這幾十年經濟起飛中的粗放增長。起飛過程中必然伴有粗放增長特征,但是環境承受力方面的問題已經發展到出現霧霾這種危機因素,大氣、水流、土壤的污染,進一步威脅到全民的食品安全與生活安全。再有第三重疊加:現已看得很清楚,中國基礎能源“以煤為主”,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無法根本改變,我們的核電、水電比重是下降的,這些年努力發展的風電、太陽能電,基數很低,很長時間內無法挑大梁。當下,企業居民都要用的電,80%是以煤燒出的火電,而煤的清潔化使用是最困難的。美國已經基本不用煤了,靠什么?石油、天然氣、油頁巖。而中國石油、天然氣要60%以上依靠進口,不可能再提高依存度了。基于我們的資源稟賦條件,就必須突破性地成功實現煤的清潔使用,并納入各種多方努力的措施的組合之中。這種破解非常之局的非常之策是什么呢?正是要由供給管理形成的一大套系統工程式的方案。這是中國必須解決的特定問題。

  第二個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歷史性考驗就在眼前。雖然對這一概念還有爭議,但是中央現在已經非常明確地從領導人到有關部門一起在討論怎么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那么多的前車之鑒擺在那里,中國人必須有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戰略思維,面對中央文件表述的“矛盾累積隱患疊加”,如果處理不好,前面大半個世紀90%的經濟體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大概率在中國重演的話,我們原來“從未如此接近”的偉大民族復興的愿景,就可能變得可望而不可即。這個威脅難道不是國家戰略層面必須考慮的大問題嗎?我們寧肯把困難想得更嚴重一些,一定要正視中國怎么避免重蹈那么多國家的前車覆轍,而力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個是要應對收入差距擴大的挑戰,解決好如何走向共同富裕的問題。鄧小平當年非常清醒地給出一條思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必須致富;致富不可能齊頭并進,要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到了一定的發展水平,要回過頭來促進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如果不能解決兩極分化走向共同富裕,中國的改革開放就失敗了。這是他非常清晰的認識。現在網上不少人情緒化地說鄧小平只知道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完全不符合歷史情況。我不認為鄧小平是完人,鄧小平有他的歷史局限性,但在這個事情上必須說公道話,鄧小平非常清晰地特別強調了要堅持走向共同富裕。問題是怎么走?比如三中全會提出要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此前在千難萬難的情況下,上海、重慶兩地啟動了房產稅試點,但到現在為止,仍然是步履艱難。五中全會再次強調共享發展是歸宿,要優化再分配,走向共同富裕。操作點在哪兒?看來看去,再分配能避得開財產稅、房產稅嗎?恰恰在這個事情上現在我們還沒做出無法繞開的立法與制度建設。其他相關的事情還有很多復雜、細致的問題。但別無選擇,必須往前走。

  在國情制約和問題導向下,要解決問題,攻堅克難,時間表上我們必須清楚地劃出三個戰略分期。第一,全面小康決勝階段必須實現的2020年的任務目標,一是達到全面小康;二是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其難度比全面小康大得多,全面小康達標只要求未來幾年年均GDP增長6.52%以上,再配上社會政策托底,而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則要艱難得多,現在要看再往后,中央怎么進一步做出指導。第二,再往后的十年間,中國那時人均GDP應該在一萬美元以上了,再往上走兩三千美元,可達到動態比較的高收入經濟體的下沿,那時還要防止出現反復,很多先例是到那時反復了。第三,再后面二十年左右的時間,我們要進一步提高自己的軟實力和硬實力,從而達成偉大民族復興的中國夢。

  (三)第三層面,我們提出建設性的思路和意見,主題和基本思路就是解除供給抑制,放松供給約束,激發微觀主體潛力與活力。

  第一,針對這五大要素相關問題,必須逐一考慮對策化的解決方案設計。人口政策方面要及時調整。我們提出放開二胎,后來五中全會宣布的是“放開兩孩”,與此僅有微妙的區別。放開二胎怕什么呢?誰撞上大運,前面一胎是雙胞胎,也允許他們要二胎,就這點小區別。但是五中全會的中央表述是放開“兩孩”,比放開二胎稍微嚴格一點。現在看,放開“兩孩”以后一系列的信息表明,中國人生育意愿在明顯降低,很可能需要更積極地考慮后續推出鼓勵生育的措施,并實施優化和提高人口素質的戰略部署。

  第二,在土地制度方面,我們認為應該積極推進重慶“地票”試點,解決好一定要“另辟蹊徑”的這一重大現實問題。地票制度有很多合乎邏輯的創新點,而且重慶也在這方面努力積累了經驗,已走了七年多,有關部門的態度是只許在重慶試,成都曾經跟進,迅速被叫停――我們認為這不符合鄧小平的改革智慧,應當盡快擴大試點范圍,總結經驗積極推進。

  第三,在金融改革方面,我們也提出一系列的建議。金融改革在2015年有非常重要的進展,應當乘勢鞏固存款保險制、利率市場化的改革成果,落實后面的跟進措施。   還有第五至第八個切入點,就是科技的供給,人才的供給,資源的供給,環境的供給。這幾個要素中,科技不一定追求數量,地方政府也不一定上來只抓高科技,適用技術同樣也是有效供給。人才不求為我所有,但求為我所用,重大的決策、重要的項目,請國內外有真才實學的專家,貢獻智慧,提出建設性建議,這就有了人才供給。資源的供給現在要看到全球物流模式在迅速改變,我們怎么樣跟上,是做好資源供給的創新。環境供給上,要抓住抓好各個政府所在轄區、各個行業相關的綠色發展、低碳化。

供給側改革與中國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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