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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信息披露監管研究進展

出處:論文網
時間:2019-03-25

會計信息披露監管研究進展

  信息披露是現代證券市場的基礎,是為了真實客觀地反映企業經濟活動過程及結果,向有關信息使用者提供準確的信息,以便進行科學決策,要合理配置證券市場的資本資源,必須要對上市公司的信息進行公開披露,而會計信息是所有披露信息中的核心內容,廣大的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所披露的會計信息給予了最重要的關注,所以,上市公司披露的會計信息必然對證券市場的資源配置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1、國外研究文獻綜述

  19世紀以來,伴隨著現代公司中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 造成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信息不對稱在經濟學中指相互影響的交易雙方之間信息分布不均衡。詹森(Michae C.Jensen)教授與梅克林(William H.Meckling)教授(1976)指出代理關系主要存在于股東與管理者之間、股東與債權人之間等。正是由于代理人(職業經理人)與委托人(股東)的信息不對稱,產生了道德危機和逆向選擇這兩種不良現象。所以說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意義就在于:要解決由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提,需要有一個強制性的,能夠促使上市公司向各利益相關者提供真實信息的會計信息披露制度。

  Chow and Wong-Boren(1987)認為公司的凈資產越大,自愿披露的會計信息的內容就越多,得出公司規模的大小和會計信息的披露之間存在著一種正向的關系。

  Morck(2000)發現股權的集中對會計信息披露有正向的影響,股權的集中在一定程度上產生“利益協同效應",能促使會計信息披露的透明,很好地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由于資本市場交易動機、控制權競爭動機、股票報酬動機、訴訟成本動機和管理能力信號動機的存在(Healy和Palepu,2001),如果披露收益遠大于成本。上市公司會以自愿性的方式進行會計信息披露。

  Eng和Mak(2003)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上市公司的經理人員持股比例與會計信息的利益相關者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影響的研究自愿披露程度負相關,在西方國家中,政府持股的比例與會計信息的自愿披露程度正相關。

  國外學者多信息披露及時性的關注較早,Dyer and McHugh(1975)1971年6月在悉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120家澳大利亞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研究時期為1965-1971年。研究發現在這一期間澳大利亞上市公司年報報告時滯呈增長趨勢,年度報告時滯和公司規模之間呈負相關關系,但加入相對盈余指標后沒有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Bushmanetal(2000)以財富1000強的784家企業為研究樣本,通過檢驗盈余及時性和公司治理機制替代變量之間的橫截面關系,研究了公司治理機制是否會隨盈余及時性而變化。研究發現,在控制了企業的其他特征后,及時性與公司治理機制之間呈顯著負相關關系。這些公司機制包括董事會構成、內部董事和外部董事持股數量、股權集中度和經理層薪酬。

  Beekes等(2004)研究了英國上市公司盈余及時性、穩健性和董事會構成之間的關系,發現董事會中具有更高外部董事比例的公司在披露盈余壞消息上更加及時,而董事會中只有相對高比例的外部董事的公司在披露盈余好消息上則沒有顯示出更大的報告文件性。這表明董事會構成是決定英國上市公司盈余報告質量和壞消息披露及時性的重要因素。

  2、國內研究文獻綜述

  會計信息披露制度始于19世紀40年代,主要體現在證券立法方面。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后,會計信息披露制度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并從證券立法擴展到會計規范和審計規范。會計信息披露模式受人們對會計信息的需求影響而不斷發展變化,從賬戶時代、報表時代到現在的附注時代,會計信息的披露越來越適應現代經濟的發展需要。

  李東平、黃德華和王振林在研究中發現上市公司變更會計師事務所與前一年度的不清潔審計意見正相關隋副。平新喬和李自然運用簡單的數理經濟學模型得出結論,為了達到規定的融資水平,在上市公司進行虛假會計信息披露過程中,上市公司與會計師和審計師之間對的虛假信息的底限是個決定因素。

  胡秀芬(2009)認為規范化的證券市場離不開規范化的會計信息披露,會計信息披露監管是證券市場有效運行的基礎,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監管體系存在包括國家監管方面、行業監管方面的一些問題,其解決對策是:加強法制建設、提高監管部門執法力度、發展和完善注冊會計師審計制度、改進會計信息披露監管系統。

  齊偉山、歐陽令南(2005)考察了我國上市公司年報披露及時性的影響因素,選取2003年年報公布數據為樣本,以年報披露日期距離財務年度末的天數作為年報披露及時性的代替變量。研究結果顯示,股權特征、會計事項的復雜程度、董事會特征、盈利變量和信息披露質量是影響年報時滯的重要變量。具體來看,報告年度的累計換手率、平均賬戶持股數和非經常性損益對年報時滯的影響不顯著,前十大流通持股比例、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比例、好消息變量和信息披露質量與年報時滯呈顯著負相關關系,規模變量、審計意見、虧損變量和風險變量與年報時滯呈顯著正相關關系。

  巫升柱等(2006)通過對中國上市公司1993-2003年間公布的8249份年度報告披露時間進行多元回歸分析,發現除盈利公司比虧損公司更及時地公布其年報外,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公司也較非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公司更及時地披露其年報,證實了中國股票市場上存在“好消息早,壞消息晚"披露的基本規律。而且,隨著時間推移,我國上市公司年報披露的及時性在逐步提高。

  通過對上述定義中監管主體、客體的概括的借鑒,綜合監管的目的和手段方面的因素。會計信息披露監管在證券市場監管范圍內對其監管內容進一步限定得出,也就是說會計信息披露監管包含在證券市場監管的范圍內。就證券市場而言,會計信息披露監管是指以校正和改善證券市場中的會計信息披露問題為目的,政府機構和中介組織依照有關的法律和規章,通過法律、經濟、行政等手段,對各類市場主體的信息披露行為所進行的干預、管制和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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