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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現代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進程與意義管窺

出處:論文網
時間:2019-07-22

共產主義、現代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進程與意義管窺

  170年前,《共產黨宣言》誕生。馬克思恩格斯等先行者提出了一個響亮的理想和奮斗的口號。170年,經過中國共產黨近百年的努力,共產主義理想在中國不斷變遷,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纏繞頗深,交相輝映。直到當代,馬克思最新成果逐步產生,于憲法修訂本得以體現。文章試圖尋找出三者之間的關聯和發展的脈絡,既為紀念偉大的先行者們的不息靈魂,也為新發展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找尋到機緣融合之根基。

  一、《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與《宣言》中的共產主義

  1844年,剛從書齋中走到工人中間的馬克思,為了更好地組織工人運動,著手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進行了仔細的研究,在大量閱讀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們的著作后,他寫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手稿》中,馬克思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社會中工資、利潤及地租三者之間的關系,得出結論:“共產主義就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

  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最早設想的共產主義是解決資本主義私有社會矛盾的哲學方向,明顯帶有黑格爾、費爾巴哈哲學的殘留痕跡。更重要的是,這篇《手稿》揭示了早年馬克思思考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兩個方向,新的政治和經濟發展的兩個路徑而已,并非一條線。馬克思說,“共產主義是作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復原的一個現實的、對下一段歷史發展說來是必然的環節。”而“社會主義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揚棄為中介的積極的自我意識,正象現實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財產的揚棄即共產主義為中介的積極的現實一樣。”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才是馬克思早年設想的無神論的理想社會,而共產主義只是一種消滅私有的經濟領域的斗爭之理念,所以他才會說,“共產主義是最近將來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則,但是,共產主義本身并不是人類發展的目標,并不是人類社會的形態。”這個共產主義實現的過程本身比揚棄宗教的社會主義的實現還要困難,他預言了“歷史將會帶來這種共產主義運動,而我們在思想中已經認識到的那個正在進行自我揚棄的運動,實際上將經歷一個極其艱難而漫長的過程。”

  這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在1845年馬克思寫完未發表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后有所變化了,因為,摒棄了黑格爾和費爾巴哈思想影響的馬克思,找到了承擔共產主義運動的主體力量及其矛盾的真實原因以及矛盾解決的實現方式,共產主義終于從哲學的“揚棄”活動變為社會的“革命”運動。

  馬恩說,“生產力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達到這樣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產生出來的生產力和交往手段在現存關系下只能造成災難。這種生產已經不是生產的力量,而是破壞的力量(機器和貨幣),與此同時還產生了一個階級,它必須承擔社會的一切重負,而不能享受社會的福利,由于它被排斥于社會之外,因而必然與其余一切階級發生最激烈的對立;這個階級是社會成員中的大多數,從這個階級中必須實行根本革命的意識即共產主義意識”。可是,革命也并非新名詞啊,可是在馬恩看來,“迄今為止的一切革命始終沒有觸動活動的性質,始終不過時按另外的方式分配這種活動,不過是在另一些人中間重新分配勞動,而共產主義革命則反對活動的舊有性質,消滅勞動,并消滅任何階級的統治以及這些階級本身”。

  這可是相當激進的思想啊,消滅勞動和任何階級的統治以及階級本身……關于消滅勞動,應該“現代形式”下的異化勞動。(《文集》543頁對此有詳盡注解,不另釋。)異化勞動消滅后,生產應該是“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意識形態》中的共產主義還是主要在經濟領域,“具有經濟的性質”。具體說就是,“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定的活動范圍,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

  無產者是這種經濟革命的主要承擔者。馬克思說,“無產者為了保證自己的個性,就應當消滅他們至今所面臨的生存條件,消滅這個同事也是整個舊社會生存的條件即消滅勞動。”……“他們應當推翻國家,使自己作為個性的個人確定下來。”

  然而,無產者對舊的經濟制度的反抗乃至舊國家制度的反抗并不是孤立,而是全世界范圍的。正像馬克思所看到的那樣,隨著工業制度的完成,“私有財產才能完成他對人的統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為世界歷史性的力量。”對私有財產進行揚棄和革命的“共產主義”將是一個世界歷史的運動。如果不是世界歷史,那么意味著,“(1)共產主義就只能作為某種地域性的東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們依然會處于家庭的籠罩著迷信氛圍的‘境地’;(3)而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這種地域性的共產主義”。這些準確的判斷,這些神奇的語言,共產主義一百多年的國家實踐確實可以證明。所以,“共產主義對我們說來究竟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她是必須消滅現實狀況的革命運動,當然“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這種前提在資本發生發展的過程中,其實也一直有變化;所以共產主義的實踐運動也相對曲折。   畢竟,資本主義垂而不死。共產主義的經濟理想終于需要政治革命的手段來實現。在《宣言》中,馬恩義正辭嚴,提出“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也就是說,“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為什么可以正大光明轉向政治革命運動。早在《意識形態》中,馬恩其實有分析過,“每一個力圖取得統治的階級,如果它的統治就像無產階級的統治那樣,預定要消滅整個社會形態和一切統治,都必須首先奪取政權,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普遍利益”。……“正因為各個個人所追求的僅僅是自己的特殊的利益……仍是一種特殊的‘普遍’利益……這種情況也發生在民主制中一樣。”既然如此,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又需要如何從階級利益轉向真正普遍的利益呢?值得我們思考。

  進行革命的階級,僅就它對抗另一個階級這一點來說,從一開始就不知是作為一個階級,而是作為全社會的代表出現的,它傲然以社會全體群眾的姿態反對唯一的統治階級,它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它的利益在開始時的確同其余一切非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多少有一些聯系。因此,這一階級的勝利對于其他未能爭得統治的階級中的許多個人說來也是有利的,但這僅僅限于“使這些個人有可能上升到統治階級行列這一點來講的。”所以說,為了共產主義理想目標之實現,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其實任重道遠。

  二、中國:卷入世界現代化進程到共產主義為目標的現代化融合之路

  就中國而言,可以說是從晚清末年中西方的鴉片戰爭起而被迫開始了其現代化的過程。而20世紀初持續10年之久的清末新政確是統治集團內部重新開始的現代化改革措施。“從現代化的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在這十多年的時間里,中國的社會風俗和政治生活與過去幾十年相比,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新的社會利益集團和政治勢力也在崛起。”但是,在內外危機的交相壓力下,清末新政的現代化革新努力最終還是以失敗而告終。盡管如此,清末新政在經濟結構、社會組織方面的解構正逐步發生。及到民初,“內地如華北農村‘極少是地緣界緣與血緣界線一致的宗族共同體’”,不僅是傳統社會關系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壞,即使傳統以政治軍事為中心的城市也逐漸為以經濟發展為特征的新興通商口岸所掩蓋。新興城市出現后以其獨特的功能發揮出巨大的能量。這些新興城市日后成為中國現代化的主要基地與動力源。在這些新興城市中聚集了新的社會階層,傳統的鄉紳轉而變為新興的資產階級,并且逐步參與到政治權利的角逐中。“在這一過程中,原先相互協調的官紳合作局面再也不復存在,有著強大的合法性社會資源、經濟資源與政治資源的士紳階層向清廷的權威發出了直接的挑戰”,并且在之后的政治斗爭中,逐漸成為各個政治勢力的代言人,政黨政治的創造者。除此之外,新教育體制的推行,誕生了新興的知識階層。“事實上,正是這批新政后產生的新型人才,成為以后中國社會改革運動與推進現代化的重要動力源與社會基礎,也正主要是他們直接成為舊社會的裹尸者與掘墓人”。“在新學校經過現代科學訓練的知識分子已由知識結構的改變,升華到對價值觀、世界觀的重定,由此必然突破傳統的倫理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以科學、民主、白話文向愚昧、專制、文言文進行沖擊,成為總體性批判紳權、傳統意識形態和尋求新意識形態的生力軍。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各種新的意識形態、思想武器如馬列主義、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等才得以引進、產生并蔓延于中國大地上。”清末現代化改革盡管最終無法挽救其滅亡的命運,但這場革新肯定了朝野內外,由上至下革故鼎新、爭取現代化,早日擺脫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命運的愿望。用梁啟超的話來說,“西方各國現代化‘一日千里’,相比之下,‘我們可是慚愧無地’”。

  誠如艾伯特·馬蒂內利所指出的那樣,“自從西方社會與以前的社會在經濟和社會組織、政治關系和文化特征上表現出巨大的不同與反差之后,它們成為現代性的象征。在西方社會成為世界文明的意義上,現代化傾向于等同于西方化(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帶來了復雜的解釋上的和方法上的問題)”。這種復雜的解釋原本就應該出現在中國現代化最開始的時刻。按照這種復雜性,我們才能理解何以“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以及最后的“清末新政”所帶來的實際后果。這種復雜性,同樣出現在隨之而來的民國歷史以及新中國歷史中。

  可以說,民國的成立正是西方現代化擴張給中國帶來的影響之最大后果。然而無論是民國初年的民辦工商業還是1927年后的官辦工商業以及1937年中日戰爭時期的戰時工商業發展,從已有的數據來看,從經濟的GDP總量到人均GDP的增長率以及人均GDP的數量,都顯現了比洋務運動至清末經濟發展速度要少的數字。

  中國共產黨之誕生本身也源于對國家現代化、民族自立自強的渴望。當然,她也受到共產國際以及前蘇聯十月革命成功的鼓舞而建立。經過數十載艱苦卓絕的努力與奮斗,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民族國家的獨立。新中國成立后,等到各項社會改革完成和國民經濟迅速恢復,1953年我黨就領導中國進入了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時期。1953年年9月,我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明確指出: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1954年6月,毛主席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講話中提出,用“三個五年計劃,即十五年左右”的時間,為社會主義工業化打下一個基礎。同年9月,周恩來總理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1956年,黨的八大前夕,毛主席進一步提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分兩步走的構想:第一步,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實現初步工業化。第二步,再用幾十年的時間接近或趕上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黨的八大召開期間,9月24日毛澤東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談話時,把實現第二步目標所用的‘幾十年的時間’明確為50年到100年。

  令人驚嘆的是,1956年,毛主席的設想中趕超資本主義還要50-100年,可是兩年后,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的擴大會議,《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把人民公社化運動迅速推向高潮,人民公社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就基本實現了公社化。   實際上,毛主席想把人民公社作為向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一個階段。因為《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說得很清楚:“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在北戴河會議期間,毛主席自己也說過,經過四、五個五年計劃就可以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

  時間從50-100年接近或趕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一下縮短到20-25年(四、五個五年計劃)向共產主義過渡。事實上不僅是時間上的變化,在北戴河會議上,他批評了實際建設中把供給制變為工資制的做法。

  這種轉變的原因,從以下話中可以管窺一二,毛主席說,“進城后,變了,把我們一些好東西拋掉了,農村作風吃不開,城市要求正規化,衙門大了,離人民遠了。蔣介石的陰魂在城市沒有走,資產階級的臭氣熏我們,與他們見面,要剃頭,刮胡子,學紳士派頭,裝資產味,實在沒有味道。搞供給制,過共產主義生活,這是馬克思主義作風與資產階級作風的對立。我看還是農村作風、游擊習氣好。22年的戰爭都打勝了,為什么建設共產主義不行呢?”

  在毛主席的勝利經驗中,用馬克思主義作風武裝起來的黨在農村打游擊時保持得挺嚴格的,但進程后,隨著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展開,似乎風氣有所改變,有資產階級的味道,而為毛主席所警惕。但現實經濟不容樂觀時,“三面紅旗”擱置下來,毛主席于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斗爭,開展社教運動,發起意識形態領域的大批判。但還好,中共中央仍舊清醒地堅持著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

  1963年9月,中央工作會議提出分‘兩步走’,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第一步,用15年時間,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我國工業體系大體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用50年到100年時間,使我國工業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前列。

  當然,毛主席也強調說:“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1964年12月21日,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今后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總的說來,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這種現代化建設的理念沒有堅持多久。《“五七”指示》描繪了另外的理想藍圖。從《指示》的語詞上看,是共產主義的理想目標支撐在其中,當然,小而全的、封閉式的社會理想也仍舊是中國文化的產物,我們實際上也可看到“六億神州盡舜堯”的道德理想主義政治家的傳統情懷與不變初衷。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現代化的起點及其發展道路之曲折。建國以來,從現代化的趕超目標到共產主義的實現目標,兩者之間融合發展,糾結不已。直到毛主席之后,鄧小平等人堅持發展四個現代化優先戰略,這種理想的糾結才慢慢平復下來。因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了新的理論成果,按照鄧公的理解,“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只有這樣,才能表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

  按照這個標準,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分層、分類,全面展開。直至加入全球經濟發展的世界體系中。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的理念已然日新月異,中西融通。

  三、加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中國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之意義

  21世紀以來,全球經濟發展趨勢不斷的深化,世界各國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很緊密的聯系,形成一個全球經濟的整體。各個國家和地區得以相互交流技術、人才等,通過彌補自身的劣勢,尋求經濟的高速長遠發展。生產要素在全球的范圍內可以自由的流通,各國的經濟發展得到了良好的助力,全球作為整體經濟聯系更加緊密。世界性的市場準則已形成,經濟行為得到統一的規范,全球資源獲得了優化配置,經濟發展快速又有效。這樣的經濟全球化的環境,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既有好的影響也帶來了一些不好的因素。

  從以往發展的經驗來看,經濟全球化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益處。誠如習總在出席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上的講話為經濟全球化正名一樣,經濟全球化確實為我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進步”、我國與世界“各國人民交往”。當然,從長遠來看,作為發展中國家,從管理理念和技術方面來說,發達國家還依然限制著我國經濟的發展。而且,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先進國家的產業轉移會給我們造成一定的影響。我國因為資金不足,技術落后,目前還只能無條件地接受那些被發達國家轉移過來的耗能高和污染重的產業,這些產業消耗了中國的資源,污染了中國的環境,影響到我國環境的有效治理。

  實際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對中國與世界而言,都是挑戰與機遇并存,用習總的話在2017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的話來說,“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的機遇,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貢獻者”。

  之所以我們這些年作出了這樣的成就,主要是之前尤其是現任中央領導人對于全球經濟發展趨勢有著清醒的認識。

  世界經濟已成共同體,上任伊始,習總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就指出:“亞太各經濟體利益交融,命運與共,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這個動態平衡的鏈條中,每個經濟體的發展都會對其他經濟體產生連鎖反應。我們要牢固樹立亞太命運共同體意識,以自身發展帶動他人發展,以協調聯動最大限度發揮各自優勢,傳導正能量,形成各經濟體良性互動、協調發展的格局。”并且在第一階段的發言再次重申:“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經濟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應該爭取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放大正面聯動效應,防止和減少負面外溢效應”。   2014年3月,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習總也倡議,“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推動國際經濟金融、貨幣體系改革,推動建設開放公平的多邊貿易體系,加強國際援助交流合作,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普惠共贏的方向發展”。

  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新一屆領導人高度發揮了中國哲學思維在世界經濟發展趨勢中的敏銳洞察力。

  2014年7月,習總去韓國演講,提出全球經濟發展的亞洲眼光和中國思維,“當前,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快速發展,不同國家和地區結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這就決定了我們在處理國際關系時必須摒棄過時的零和思維,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損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輸我贏、一家通吃。只有義利兼顧才能義利兼得,只有義利平衡才能義利共贏”。

  習總在11月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也強調,“中國要發展,必須順應世界發展潮流。……要充分估計世界經濟調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會改變……”。如何順應世界潮流?一方面,習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進行第十九次集體學習提出共識,“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的客觀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必然選擇,也是我國積極運籌對外關系、實現對外戰略目標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呼吁其他大國擔當起大國經濟發展的世界責任,“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協調合作是我們的必然選擇。二十國集團成員塊頭大,占全球經濟總量80%以上,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責任也就更大,理應也能夠有所作為。”

  2016年1月,習總對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講解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時強調,我國“要發展壯大,必須主動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堅持對外開放,充分運用人類社會創造的先進科學技術成果和有益管理經驗。”

  不僅如此。對世界各國和地區而言,經濟全球化都已是挑戰與機遇并存。各國既要有自己的獨特發展道路,又要與世界他國經濟發展榮辱與共。有基于此,中國逐漸在全球治理領域不斷發聲。習總對前任聯合國秘書長導番基文倡議,“多樣性是世界前進的動力和源泉,各國必須走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經濟全球化既帶來機遇和繁榮,也帶來挑戰和麻煩,需要加強全球治理,致力于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總之,在習總看來,“經濟全球化時代,各國發展環環相扣,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協調合作是必然選擇。我們要在世界經濟共振中實現聯動發展。”“我們將繼續深入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支持多邊貿易體制”。當然,“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給不同產業和群體帶來了沖擊。我們要正視和妥善處理這一問題,努力讓經濟全球化更具包容性。”言下之意,我們要繼續接受全球化的機遇與挑戰。不僅如此,我國已經逐步從受惠者變成貢獻者。習總認為,“中國的發展得益于國際社會,也愿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我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同沿線各國分享中國發展機遇,實現共同繁榮。”如果不加以改善,則各種“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思潮和實踐將更加暗流涌動。就像英國脫歐與特朗普逆襲當選就職一樣。

  習總看到,雖然“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但“總體而言,經濟全球化符合經濟規律,符合各方利益”。中國的態度從“深入參與”變為“積極引導”:“積極引導經濟全球化發展方向,著力解決公平公正問題,讓經濟全球化進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續,增強廣大民眾參與感、獲得感、幸福感。”“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正確的選擇是,充分利用一切機遇,合作應對一切挑戰,引導好經濟全球化走向。”在如今的世界發展局勢下,“國家不論大小、強弱、貧富,都應該平等相待,既把自己發展好,也幫助其他國家發展好。大家都好,世界才能更美好。”習總提出:“全球經濟治理應該以共享為目標,提倡所有人參與,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獨大或者贏者通吃,而是尋求利益共享,實現共贏目標。”

  回溯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我國從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與挑戰中,運用中國的傳統思維,向全世界貢獻了面對世界經濟挑戰的中國方案與中國智慧,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繼其他各類經濟發展的各種主義之后,成為馬恩列斯毛共產主義理想實踐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并顯著為對世界經濟做出獨特倡議的中國價值理念。“各國同呼吸、共命運,既是息息相關的利益共同體,更是攜手前行的行動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現從大國領袖的擔當開始,習總說,“我們要主動作為、適度管理,讓經濟全球化的正面效應更多釋放出來,實現經濟全球化進程再平衡;我們要順應大勢、結合國情,正確選擇融入經濟全球化的路徑和節奏;我們要講求效率、注重公平,讓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同人群共享經濟全球化的好處。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領導者應有的擔當,更是各國人民對我們的期待。”事實上,人類命運共同體已有切實的體現與實踐。截止2017年1月,“已經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響應支持,4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同中國簽署合作協議,‘一帶一路’的‘朋友圈’正在不斷擴大。中國企業對沿線國家投資達到500多億美元,一系列重大項目落地開花,帶動了各國經濟發展,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可以說,“一帶一路”倡議來自中國,但成效惠及世界。”

  確實,當代共同體的理論和實踐都證明:有這樣根基深厚的世界經濟發展大勢判斷的眼光與洞察力,有這樣“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者”的天下擔當與仁愛情懷的大國領袖風范,“只要我們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攜手努力、共同擔當,同舟共濟、共渡難關,就一定能夠讓世界更美好、讓人民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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