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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制度促進了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OFDI嗎?

出處:論文網
時間:2019-07-23

經濟制度促進了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OFDI嗎?

  一、引言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推進,在地域范圍上,中國與沿線國家的雙邊合作輻射了亞洲、中東歐及北非的廣袤區域;在合作領域上,涉及制造、能源、采礦、租賃和商務服務、金融等多個行業,充分展現了該倡議指導下中國與沿線國家勠力同心,共同構建經濟新秩序的卓越成果。根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OFDI流量在2016年達到153.4億美元,占該年度中國對全球投資額的7.82%;2017年為201.7億美元,同比增長31.5%,占同期中國OFDI流量的12.7%。值得關注的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總量占世界GDP的三分之一,但龐大的人口數據同樣也不容忽視,其人均收入相較世界平均水平,仍處在一個較低層次。這意味著龐大的經濟增長潛力,是中國投資者充分發揮自身才能、開拓國際市場的重要舞臺。但同時,這些國家動蕩的政治局勢、滯后的經濟制度以及相差甚遠的文化環境,都給中國投資者帶來了嚴峻考驗。如何在復雜的環境中做出恰當的投資決策,不僅關系到企業自身競爭力的提升,而且對中國優化對外投資的戰略布局也具有重要意義。

  基于此,眾多學者對影響中國OFDI在東道國分布的因素展開探索。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理距離、市場規模、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等因素對投資的影響,如:何本芳和張翔[ 1 ]研究發現,中國與東道國間的地理距離對OFDI有顯著影響;蔣冠宏和蔣殿春[ 2 ]認為,市場和資源是中國OFDI的主要動機;Kolstad和Wiig[ 3 ]則認為,充足的廉價勞動力資源會吸引中國OFDI的流入。但隨著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雙邊及多邊合作的深入開展,制度因素越來越成為投資中不可忽視的關鍵點,相關研究重點也開始轉移到制度方面,包括屬于正式制度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以及屬于非正式制度的文化距離。在借鑒諸多文獻的基礎上,本文采用Heckman兩步估計,并結合擴展的投資引力模型,重點研究以下問題:(1)全面考察了政治、經濟和文化三重制度對中國OFDI的影響,重點分析經濟制度的相關作用。(2)在投資的不同階段,進一步探討經濟制度分別對中國OFDI產生怎樣的影響。(3)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水平的差異,將研究對象分為高收入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兩大類,具體分析經濟制度在中國對這兩類國家OFDI中的辯證作用。考察東道國經濟制度對中國OFDI的影響效應,對改善中國對外投資的戰略布局、因地制宜進行投資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同時也有利于實現沿線國家的優勢互補,促進多邊合作,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深入發展。

  二、文獻回顧

  關于東道國制度對中國OFDI的影響,不少學者就此展開研究,但仍存在不少分歧,主要形成了三類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東道國良好的制度環境會吸引OFDI的流入;反之,如果一國制度質量較差,如腐敗現象嚴重、存在權力尋租行為以及產權制度不完善,都會抑制外商直接投資活動[ 4 ]。孟醒和董有德[ 5 ]也支持這一觀點,他們認為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更傾向于選擇制度良好、環境穩定的國家,規避東道國政治風險越來越為中國投資者所重視。祁春凌和鄒超[ 6 ]研究發現,中國OFDI會規避“弱效制度”,尋求“強效制度”,具體表現為中國OFDI會傾向于擁有良好經濟和法治制度的國家,且其制度質量優于中國的程度越高,中國OFDI規模越大。第二種觀點與前一種截然相反,認為東道國制度質量對中國OFDI具有顯著的負向作用,良好的制度環境反而會對投資產生阻礙。Buckley等[ 7 ]主張一國政治越腐敗,吸引的OFDI規模越大。Kolstand和Wiig(2012)得出了同樣的結論。田原和李建軍[ 8 ]以“一帶一路”沿線的45國為研究樣本,實證檢驗了影響OFDI區位選擇的因素,結果顯示中國OFDI傾向于流入政治風險較高的國家,且經濟制度質量和法律制度質量對OFDI的影響均顯著為負。第三種觀點認為,同一個制度變量在不同的經濟體和不同時期對投資產生的影響都有差別,制度因素表現出較強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不能一概而論,要根據投資目標國的實際情況具體分析。鄧明[ 9 ]通過10年間中國對73個國家的OFDI面板數據,研究了東道國制度因素對中國OFDI區位分布的影響,結果顯示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良好的經濟制度和法治制度會促進OFDI的吸收,而當投資目標轉變為發達國家時,這兩項制度卻不再擁有同樣的影響。王恕立和向姣姣[ 10 ]基于雙重約束視角,從母國的投資動機和東道國制度質量兩方面來考察影響中國OFDI的因素,發現在投資選擇階段,OFDI偏向于制度環境較差的國家,而在投資規模階段,OFDI則傾向制度環境較好的國家,市場和資源尋求型OFDI比技術尋求型OFDI更依賴東道國優越的制度環境。周經和張利敏等[ 11 ]檢驗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同制度環境對中國OFDI決策的影響,實證表明若東道國為發達經濟體,中國企業的投資具有明顯的“制度接近性”,即中國與東道國制度距離越小,投資規模越大;若東道國為發展中國家,結果則全然相反,制度距離越遠,投資規模越大。    綜合國內外已有相關文獻,發現制度因素對中國OFDI影響的研究仍存在一定問題,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變量的細分程度不足。以經濟制度為例,目前常用的方法是以“經濟自由度指數”中包含的6個子指標來衡量一國經濟制度的優劣,現有的文獻大多取其平均值作為經濟制度變量,但這6個子指標對投資的影響方向和影響程度不盡相同,導致研究結果較為粗略。第二,中國對外投資的樣本自選擇問題。出于現實投資的多方面考慮,中國對部分經濟體的投資額在某些年份為零或負值,一些學者在篩選樣本時,就會將這些經濟體去掉,但其同樣表現了中國OFDI的投資意愿,如此做法最終導致了研究結果的偏差。鑒于以上考慮,本文以中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OFDI為研究對象,將東道國經濟制度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同時顧及投資的現實特征,采用Heckman兩步估計和擴展的投資引力模型,充分考察經濟制度對投資決策和投資規模的具體作用,比較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經濟制度對中國OFDI的影響效應。

  三、模型設計與數據處理

  (一)Heckman兩階段選擇模型

  參考《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可以發現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OFDI是非連續性的,即對部分國家某些年份的投資額為零或負數。這并非隨意而為,而是在綜合考量了東道國的市場制度環境等因素后做出的投資選擇。若是直接將樣本數據中的這些零值或負值剔除,會導致最終回歸結果的偏差。為了解決這種樣本自選擇問題,本文借鑒了相關學者的計量設計(蔣冠宏和蔣殿春,2012),采用Heckman(1979)構建的兩階段選擇模型來規避偏差。Heckman的兩步估計將投資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Probit選擇模型,決定投資與否,考察影響中國OFDI是否進入東道國的因素;第二階段為修正后的投資規模決策模型,驗證影響中國OFDI規模的綜合因素。模型如下:

  其中ofdiijt為實際投資規模,若ofdiijt>0,則ofdiijt=1,否則ofdiijt=0;X是解釋變量,代表影響中國投資與否的因素;εijt為隨機擾動項。式(1)為投資選擇階段,式(2)為投資規模階段。式中γijt為逆米爾斯比率(即Mills逆),根據一階段的Probit計算得出,以規避樣本的自我選擇誤差。逆米爾斯比率的計算公式為:

  (二)基準模型

  結合本文的實際研究內容,基準模型采用投資引力模型(Anderson,1979),并結合Heckman兩階段模型加以變化。在考慮影響中國OFDI的傳統因素,如東道國資源稟賦、市場規模和市場吸引力、勞動力資源的同時,加入文化距離、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這三個核心變量,重點分析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中經濟制度的影響。由于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本文借鑒了蔣冠宏等(2012)的做法,將東道國的經濟變量滯后一期,得到具體模型如下:

  在上述模型中,ofdiijt表示中國對東道國j國t年的OFDI流量,若ofdiijt>0,則ofdiijt=1,否則ofdiijt=0。gdp代表東道國GDP總量,pgdp代表東道國人均GDP,resource代表東道國資源稟賦,lab代表東道國勞動力資源。X為核心解釋變量,包括中國與東道國的文化距離、東道國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三個指標。γijt為Mills逆,λijt和νt分別為國家及時間固定效應,εijt為殘差項。

  (三)變量解釋與數據說明

  考慮數據的可得性和一致性,本研究選取“一帶一路”沿線46個國家為考察對象,基于這些國家2007—2016年的相關數據展開分析。其中因變量為中國對東道國的OFDI流量,數據來自《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并折算成2010年不變美元價,解釋變量則包括:

  1.經濟制度環境

  衡量投資環境優劣的一個常用指標是“經濟自由度指數”(EFI),該指數由美國傳統基金會每年公布,涵蓋了商業自由度(Business Freedom)、投資自由度(Investment Freedom)、貿易自由度(Trade Freedom)、貨幣自由度(Monetary Freedom)、財政自由度(Fiscal Freedom)和金融自由度(Financial Freedom)六個子指標。商業自由度表示企業參與當地市場的便利程度;貿易自由度是企業參與貿易的自由程度,通過傳統貿易壁壘和綠色貿易壁壘衡量;財政自由度代表企業在一國的賦稅高低;貨幣自由度衡量一國的流動性高低;投資自由度表示資本在兩國之間流動性的高低;金融自由度則反映了一國金融機構的獨立性。美國傳統基金會分別對這六項子指標進行評分,每項得分在[0,100],分數越高表明經濟制度環境越好。

  2.政治制度環境

  全球治理指標(WGI)涵蓋了腐敗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政權穩定性(Political Stability)、監管質量(Regulatory Quality)、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法律制度(Rule of Law)和話語問責權(Voice and Accountability)六個維度,對這六項指標分別進行評分,每項得分在[-2.5,2.5],分數越高代表政治環境越好。參考Kolstad和Wiig(2012)的做法,以這六個維度的平均得分ps來衡量一國的政治環境。

  3.文化距離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文化距離測度,參考了Kogut-Singh指數,選取Hofstede提出的四個文化維度,以權力距離指數(Power Distance)、個人主義/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男性主義/女性主義(Masculinity)、不確定性規避指數(Uncertainty Avoidance)構造公式來衡量,并借鑒李文宇和劉洪鐸(2016)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考慮時間因素的影響,得到式(6):    其中,cdjt表示中國與j國的文化距離,Cij和Ci分別代表j國和中國第i個文化維度的指標,Vi代表第i個文化維度的方差,Tjt代表中國與j國的建交年數。

  4.資源稟賦

  資源稟賦豐富的國家往往更能得到投資者的青睞。參考Buckley等(2007)的方法,選取東道國出口商品中礦石、金屬和燃料所占的百分比為指標,來衡量東道國的資源豐富程度。數據由世界銀行WDI數據庫計算得出。

  5.勞動力稟賦

  已有研究中,不少學者使用制造業部門人均工資作為勞動力資源的代理變量,但使用這種方法存在不可避免的數據缺失情況,特別是印尼和越南等勞動力充裕的國家缺失情況尤其嚴重,會導致最終估計結果的偏差,因此本文借鑒肖文和周君芝(2014)的方法,用農村人口數量來測度東道國的廉價勞動力資源。數據同樣來自WDI數據庫。

  6.東道國市場規模和東道國市場機會

  分別由“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歷年GDP和人均GDP來測度,為排除價格的影響,將這兩項指標均折算為2010年不變美元價,并取對數。數據來自世界銀行WDI數據庫。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在進行Heckman估計前,首先考察各變量間是否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從Pearson相關系數矩陣中可知,所有相關系數均低于臨界值(由于篇幅限制,未在正文中列出該矩陣);進一步檢驗膨脹方差因子(VIF),VIF值均小于10(表2),得出結論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

  針對所選樣本數據,采用Heckman兩階段模型進行實證分析。考慮到“一帶一路”經濟帶輻射范圍廣泛,包括了亞洲、中東歐和北非等地區,國家間的發展水平差異明顯,基于此,筆者按照世界銀行發布的相關標準,將樣本國家分為高收入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兩大類,分別進行具體分析。共得到三組回歸估計模型:(1)為包括全樣本46個國家的總體回歸;(2)為46國中15個高收入國家的回歸結果;(3)為46國中31個中低收入國家的回歸結果。表3中選擇方程和投資方程分別表示Heckman兩階段的估計結果,Wald檢驗評價了除常數項外其他變量系數的顯著性水平,LR檢驗判斷Mills逆的顯著性。在三組模型估計中Mills逆均顯著不為零,說明Heckman兩階段模型有效。

  (一)總體分析

  回歸估計結果顯示,東道國GDP在選擇方程和投資方程中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性,即市場規模是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重要動機,東道國市場規模越大,中國越有可能在該國進行投資,投資規模也越大。這一結果大致符合傳統投資理論,同時也反映了新時期中國優勢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強烈愿望。東道國人均GDP在模型的一、二階段均呈現顯著的負相關性,究其原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大部分仍是發展中國家或經濟欠發達國家,此類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人均GDP較低,為了吸引外資,往往會出臺稅收優惠等政策,中國企業可能會出于此種考慮實施投資行為。東道國資源稟賦對中國OFDI投資決策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對投資規模的影響為正,但不顯著,即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表現出一定的資源尋求動機,中國企業正試圖在“一帶一路”輻射區域實現資源配置和整合,以降低成本,提高國際競爭力。廉價勞動力資源在中國OFDI的決策與規模階段均表現出顯著的負相關性,這一結論與劉敏、劉金山(2016)等學者的研究結果不符。目前的諸多文獻里,不少學者都認為隨著中國“人口紅利”的逐漸降低,企業傾向于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南亞、東盟國家轉移,以充分利用這些國家豐裕的廉價勞動力資源,降低生產成本。但這些研究采用的數據樣本時期較早,無法反映投資變化的最新趨勢。事實上近年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中,交通、信息、金融和高新技術等行業所占比重穩步上升,隨之而來的是對勞動力素質要求的提高,筆者認為這一趨勢可能是導致廉價勞動力資源對中國OFDI產生負向影響的重要因素。

  文化距離對中國OFDI的影響,在總體模型的第一階段不顯著,第二階段顯著為負,表明文化距離對中國OFDI是否進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影響十分有限,但對投資規模的影響卻不可忽視,雙邊文化環境越接近,中國OFDI規模越大。該結論與傳統理論的預期相一致,反映了非正式制度環境對投資的內在作用。

  政治制度因素在模型一階段顯著為正,二階段不顯著,表明中國企業在進行市場進入與否的決策時,東道國政治制度環境是重要的考慮因素,即中國OFDI更傾向于投資政治局勢穩定、法律規則完善的國家。

  從經濟制度來看,在投資的決策階段,“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財政自由度和投資自由度對中國OFDI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東道國良好的稅收政策、自由開放的投資環境都會促進投資決策的產生;貨幣自由度和金融自由度對中國OFDI的影響顯著為負,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價格控制,以及過于發達的金融市場,都會妨礙中國OFDI進入東道國市場的意愿;商業自由度和貿易自由度的影響不顯著。在投資的規模階段,財政自由度對中國OFDI的影響與決策階段一致,同樣顯著為正,即東道國政府有節制的稅收政策、個人和企業充裕的自由支配資金都會吸引中國OFDI的大量涌入;貿易自由度對中國OFDI規模的影響顯著為負,這一結論與部分研究結果相悖。筆者認為可能的原因是開放的國際、國內貿易環境,以及較低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固然創造了良好的投資環境,但同時也導致中國OFDI面臨大量的競爭對手,在激烈的競爭形勢下,為了規避或者減小投資風險,中國企業會選擇控制投資規模。結合貿易自由度對投資決策的正向影響,可以發現即使是同一個因素,由于投資階段的不同,造成的影響很可能就截然不同,這也體現了投資的復雜性和多變性。商業自由度、金融自由度、貨幣自由度和投資自由度對中國OFDI規模的影響均不顯著。

  (二)高收入國家

  從回歸結果可以發現,當考慮到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時,影響中國OFDI的因素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投資對象若為“一帶一路”沿線的高收入國家,東道國市場規模在投資決策和規模階段對中國OFDI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過于寬松的金融環境會妨礙投資意愿;高度的商業自由、財政自由和投資自由則會促使中國投資者擴大投資規模。   (三)中等收入國家

  當投資對象為“一帶一路”沿線的中低收入國家時,影響投資的因素變得更為復雜。在投資的選擇階段,東道國市場規模同樣對OFDI有正向顯著影響,說明無論是對高收入國家還是中低收入國家,中國OFDI都具有一定的市場尋求動機;人均GDP的影響顯著為負,與全樣本結果一致;資源稟賦的影響顯著為正,與高收入國家的檢驗結果相對照,吻合現實中“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自然資源更為豐富的情況,體現了中國OFDI的資源尋求動機;廉價勞動力資源的影響顯著為負,結合上文分析,推測是低收入國家與高收入國家間勞動力素質的差距導致了檢驗結果的不同;貿易自由度、投資自由度對中國OFDI的進入有正向顯著影響,貨幣自由度則有負向顯著影響。在投資的規模階段,廉價勞動力的影響顯著為負;較為接近的文化環境會促進OFDI規模的擴大;貨幣自由度的影響與選擇階段一致;貿易自由度和投資自由度在兩個階段分別表現出相反的相關性,進一步驗證了投資的復雜性和多變性,即投資階段的不同,亦會帶來考慮側重的不同。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46國2007—2016年的OFDI面板數據,結合投資的現實特征,利用Heckman兩階段法和擴展的投資引力模型,在傳統因素以外,重點考察東道國經濟制度對中國OFDI的影響效應,發現在投資選擇階段,財政自由度、投資自由度的影響顯著為正,貨幣自由度和金融自由度的影響顯著為負;在投資的規模階段,寬松的財政自由度和有節制的貿易自由度會促進OFDI規模的擴大。根據研究結果的具體分析,以及與現有文獻的比較,得到以下啟示:第一,隨著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雙邊及多邊合作的不斷深入,以及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傳統因素諸如東道國市場、資源稟賦和勞動力資源對中國OFDI的影響也隨之產生了變化。第二,在投資的不同階段,即使是同一個因素對OFDI的影響方向和影響程度也可能不同。第三,在不同發展水平的投資目標國,經濟自由度指標對OFDI的影響存在差異。因此,在“一帶一路”倡議不斷深化的背景下,中國企業在實行對外投資時,更要關注投資環境的實時變化,因時、因地制宜進行投資,在決定是否投資及投資規模的大小時,更加注重與東道國制度的相互匹配,根據投資對象的不同做出恰當的投資決策,以實現合作雙方的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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